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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涉及国际组织和机构之间缺乏协调性和一致性的问题。国际金融治理涉及多个组织机构和广泛的监管机制，涉及银行、资本市场和保险机构的监管组织，金融稳定理事会（前身为金融稳定论坛）等。这些机构在成员组织内部的各成员国监管当局间进行协调，但不具备在全球范围的授权。如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负责通过交流信息，促进全球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各成员组织协同制定共同的准则，建立国际证券业的有效监管机制，以保证证券市场的公正有效；共同遏止跨国不法交易，促进交易安全等。对于IMF、世界银行和WTO来说，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如IMF监督、评估成员国的金融稳定问题，世界银行帮助改进金融系统，WTO处理金融机构及与服务贸易相关的问题。此外，G7与G20的效力也并不清晰。在这样的情况下，各组织机构及不同机制间相互协调、形成合力就非常关键。这种协调机制建设需要国际社会的广泛推动。由于国际社会在正常情况下往往难以产生这种机制，因此不得不借助于经济危机的压力和背景。例如，以IMF为代表的布雷顿森林机构的产生就是为应对当时环境下主要成员国的金融危机。但这种被动式的应对容易产生合法性和全球治理方面的问题，使得IMF的授权范围和与成员国关系一直为国际社会所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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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涉及金融监管范围的问题。在此次金融危机之前，国际监管范围存在两个明显的疏漏：一是监管范围没有覆盖全部的金融产品和参与者，特别是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引爆巨大冲击的、被称为“影子银行体系”中的一些金融机构；二是没有涉及那些对国际金融体系有影响的重要问题，如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问题，这些问题往往会引发相关的金融风险，如信用风险和声誉风险。同时对这些问题的监管缺失容易引起国际金融资本的频繁流动，特别是向发展中国家的流动，这可能导致系统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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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存在这些日益突出的缺陷，其中一些缺陷也恰好成为此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导火索，因此，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已成为金融危机中举行的三次G20峰会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这其中既涉及国际金融治理安排方面的改革，也涉及国际金融监管的改革。显然，这些改革难度相当大。进行改革既需要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也需要对现行制度进行修订，例如对IMF的《基金组织协定》（Article of Agreement，以下简称《协定》）的修订。《协定》修订案需要获得占总投票权85%的票数和基金组织至少3/5的成员国接受后才能正式生效。多数成员国需要经本国立法机构的批准才能接受此修订案。因此现实的考虑是，由G20峰会制定一个多阶段的中期改革计划，以应对治理安排中的现有问题，为国际金融体系的长期稳定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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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峰会：加强对全球金融体系改革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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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前国际金融体系演变的历史看，金融危机往往是金融改革的催化剂。G20集团及其领导人峰会在全球经济格局中地位的迅速上升，也是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直接催化的结果。从华盛顿、伦敦到匹兹堡，伴随着金融危机在不同阶段的演进，G20三次峰会不断将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讨论和实践推向深化。这一过程同时反映了世界经济形势和国际格局的变化，以及各国利益诉求对G20这一沟通机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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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1月，被国际媒体称为在金融危机环境下“象征着世界格局转折”的20国集团华盛顿峰会召开。实际上，与取得的成果相比，这次峰会的象征意义更大。它显示了世界经济新同盟的力量和新权力分配格局的形成。这次峰会上，各国领导人就金融危机的起源、改革金融市场、努力建设一个开放的全球经济、促进经济增长等主要问题达成了一些共识，并提出了通过改革增强金融市场监管力度的五项措施，包括：提高市场透明度和完善问责制、加强监管、促进全球金融市场的诚信建设、强化国际合作（监管当局间的合作协调）以及改革国际金融机构（推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国际金融多边机构格局的变革，充分反映世界经济结构的变化，以增加其合法性和效力）。各国承诺将在未来12个月内，阻止在投资或货物和服务贸易方面设置新壁垒、增加新的出口限制措施，或实施与WTO原则不一致的手段以刺激出口。但从后续的一些演变看，这些口头承诺产生了一些积极的效果，但是在事实上未能有效阻止单边贸易保护行为的出现。在稳定全球经济和金融改革这个关键问题上，华盛顿峰会提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原则，但有待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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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4月，在经济形势不断恶化的条件下，20国集团领导人第二次金融峰会在伦敦举行，在金融危机的恐慌和冲击中，各国领导人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增资和加强金融监管等多项议题达成共识，并于会后公布了《全球复苏和改革计划》。《全球复苏和改革计划》开篇部分就抛出了六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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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信心、增长和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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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金融系统以恢复信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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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金融监管以重建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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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资和改革国际金融机构以克服当前危机，避免危机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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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全球贸易和投资，反对保护主义，巩固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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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全面、绿色和可持续的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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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会上各国承诺将提供1.1万亿美元恢复信贷、增长和就业。其中IMF资金规模将由2 500亿美元增加到7 500亿美元，以帮助陷入困境的国家；并且各国财政刺激方案的总金额在2010年底将达到5万亿美元，推动全球总产出增加4%。在金融监管方面，会议认为，应对所有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产品和市场实施监管和监督，将对冲基金等所谓“影子银行体系”逐步纳入监管范围。在金融机构改革方面，新建金融稳定理事会取代原有的金融稳定论坛（FSB），对全球经济和金融风险实施监测。会议同意对IMF和世界银行进行改革，赋予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更大的发言权。各国再次承诺，反对保护主义，促进全球贸易和投资。会议还提到了对不合作的“避税天堂”采取行动，重申将在2009年底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就温室气体减排达成协议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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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华盛顿峰会相比，伦敦峰会在危机应对、监管改革和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等问题上有明显的进步，伦敦峰会上达成的协议和承诺的内容都进一步细化了。虽然峰会提出的增资计划在解决陷入困境国家的银行危机和财政危机问题，以及促进全球贸易方面起到的作用有限，但在提振信心和向世界展示G20国家之间的协作意愿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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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领导人第三次峰会于2009年9月24日至25日在美国匹兹堡召开。本次会议延续了前两次峰会的使命，共同商讨应对本轮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政策措施，推动国际金融合作与监管改革。总的来看，此次峰会与4月份的伦敦峰会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此前的两次峰会上，当时的金融市场异常动荡，金融危机下一步走向何方还有待观察，因此各国领导人显示了强烈的协作意愿。而在匹兹堡，各国又开始重新规划自己的道路，统一行动的难度加大了。例如，美国等发达国家为匹兹堡会议设定的议题中，核心内容就是“可持续和均衡增长框架”，矛头直指中国、德国、日本等对美贸易顺差国家。而中国的一个重要诉求则是坚定反对保护主义，这个问题也由于美国不顾中方反对对中国输美轮胎设贸易限制措施，而成为会场上的一个焦点。同时，这第三次峰会强调要求继续坚持扩张性的宏观政策，避免过早退出，但是实际上2009年10月6日澳大利亚央行率先宣布加息25个基点，澳大利亚成为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第一个加息的G20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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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变化的直接原因就在于，从华盛顿峰会、伦敦峰会到匹兹堡峰会的时间里，世界经济局面有了较大的改观，崩溃的信心正在得以恢复。除了显示出强劲活力的中国经济外，2009年第二季度，法国、德国和日本经济也开始扩张。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近期表示，美国的衰退“很可能已经结束”。英国央行行长默文金则宣布：“目前有迹象表明，第三季度（英国）经济已恢复增长。”危机似乎正在成为过去，各国能否团结协作，推动金融改革与新秩序的建立，又成为未来世界经济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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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兹堡峰会：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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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特定的经济金融环境所致，虽然匹兹堡峰会宣言不像伦敦峰会那样引人注目，但其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方面的成果依然值得注意。匹兹堡峰会在华盛顿和伦敦两次会议的基础上，进一步在国际金融体系的治理改革和国际金融监管改革方面达成了一些难得的共识，特别是在IMF和世界银行投票权改革方面，发展中国家话语权的提升问题有了新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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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金融危机的演变历史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经历了多次金融危机，反映出现行国际金融体系运行和制度安排可能存在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实际上，国际金融界关于对国际金融治理或者全球金融架构改革的问题至少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就已经达成了一些共识，正是这种共识促使1999年G20的产生，同时也促生了金融稳定论坛（FSF），使G7国家的监管当局和重要国际组织能共享信息并协调行动。然而，时过境迁，因为种种原因，相关的问题没有得到持续关注。2006年，IMF年会上终于达成了关于IMF治理的改革决议，中国、墨西哥、土耳其和韩国在IMF中的份额得到增加，同时，将增加非洲执行董事席位。2008年4月，IMF就基金份额（投票权）改革达成协议，但该协议一直未获美国同意。这个协议实施后，54个成员国的份额将增加，其中增加最多的是中国、韩国、印度、巴西和墨西哥。中国在IMF的投票权将由2.98%上升至3.72%。2008年，世界银行也同意增设一个非洲执行董事的附加席位。这些措施都已得到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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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次G20峰会召开之前，世行行长佐利克表示，世界银行已经完成了自身的第一阶段改革，发展中国家在世行的投票份额已经提升至44%，预计在2010年春天完成第二阶段改革，将发展中国家的投票份额提升至50%。IMF总裁卡恩透露，IMF将在2011年完成全球期待已久的重组，部分欧洲国家的投票权将会被稀释，中国的投票权将会增加。经过投票权转移之后，中国的投票权重可能会超越英法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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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兹堡G20峰会继续强调，IMF必须在促进全球金融稳定和平衡增长方面扮演关键角色。在危机应对中需要一个更具合法性、更有效的IMF，核心要素就是要使IMF治理现代化。同时，匹兹堡峰会还延续了伦敦峰会达成的共识，提出IMF应基于份额进行管理，份额的分配应反映出各成员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重要程度；应从目前配额偏高的国家，转移份额给配额偏低的国家。因此，使用目前IMF份额计算公式，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将增加至少5%的份额。对这一提高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的举措，峰会要求在2011 年1月之前完成评估审核。这也是5年一次的基金份额例行的审核日期。峰会提出应该审查的问题还包括：份额增长的规模问题——影响到份额分配的难易程度；执行理事会的规模和构成问题；提高理事会效率的方式；提高工作人员来源的多样性等。同时，作为一揽子改革的一部分，峰会提出，所有金融机构的高级管理层应该通过一种开放、透明和基于业绩（merit-based）的方式来任命。峰会再次呼吁尽快执行2008年4月达成的IMF份额及代表权改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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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匹兹堡峰会上，会议对于国际性的多边发展银行的改革也达成了一些共识。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多边发展银行应在食品、最贫穷地区发展、绿色经济等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应牢记促进发展、减少贫困是发展银行的核心使命。在推动世界银行治理状况改革方面，匹兹堡峰会提出通过相应的动态公式计算投票权，反映出各国的经济权重和世界银行的发展使命。对于发展中国家，除了在调整的第一阶段会增加1.46%的投票权以外，还会至少增加3%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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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IMF和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国际金融架构的改革涉及国际金融体系内部配置结构的变化，这一过程需要较长的时间。美国的一票否决权尽管并不合理，但是在短期内可能仍然难以改变。中国和新兴经济体的投票权会增长，但不会一蹴而就。同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以及发展中国家内部也存在博弈过程。另外，增加发展中国家话语权，不仅应关注投票权的调整，还应努力推动IMF和世界银行理事会构成及高级管理层的任命改革，增加新兴国家在这两个组织中的高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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