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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兹堡峰会成果的其他相关内容还包括对主要的跨境机构和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机构在2010年底前制定相应的监管方案，敦促国际会计机构2011年6月前制定形成一套统一的高质量的会计准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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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在许多重要方面，匹兹堡峰会关于金融监管改革的内容与美国和欧盟最近提出的各自金融监管改革方案比较接近。如美国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强调全面监管金融业的各个领域，包括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产品以及投资者和消费者等，此外还包括加强对具有“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提高国际监管标准并促进国际合作等内容。2009年6月欧盟理事会通过的《欧盟金融监管体系改革》法案则决定，在宏观层面成立欧盟系统风险委员会来控制系统性风险，同时提出建立欧洲金融监管系统，通过更强大、一致性更高的趋同规则来提高各国监管能力，强化协调机制，实现对跨国金融机构的有效监管；在降低顺周期性、加强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的监管，加强流动性风险管理方面也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并提出通过修改《资本要求指令》对银行施行更严格的资本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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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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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金融体系的发展历程看，寻求一个良好的制度和机制来实现货币和金融稳定是所有政策与改革的目标。本次金融危机令全球经济出现严重下滑，金融市场大幅动荡，造成了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经济衰退，可是当前的国际金融体系却无力应对。这正是G20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现实动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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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匹兹堡峰会之前的两次峰会中，华盛顿峰会提出了振兴经济推动金融改革的原则，而伦敦峰会则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措施，包括继续扩大财政刺激计划、大幅度扩大IMF可用资金，加强金融监管、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等内容。从国际金融体系的发展看，其中的一个主要亮点是对IMF的增资。IMF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对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提供短期流动性贷款。长期以来，IMF的可用资金严重不足。获得增资后，IMF对于危机中的成员国如中东欧国家的贷款有望大幅度增加，有助于把局部危机抑制在萌芽状态。虽然增资的意义主要在于使得IMF在短期内提高危机救助能力，但对于IMF的自身改革也会产生推动作用，因为注资国家必然要提出各自的诉求，成员国话语权增加将促进问责制的完善，使得运作更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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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匹兹堡峰会在金融体系改革方面进一步深入。由于日益被国际经济金融界视为“最重要的商讨全球经济合作的论坛”，1999年成立以来一直没有发挥重要作用的G20峰会，在此次危机中的地位却不断上升，正在逐步成为世界各国在全球化时代一种协调全球经济政策的对话方式。这有助于新兴经济体扩大参与程度，提升国际影响。同时，匹兹堡峰会进一步巩固和深化了对于国际金融体系治理和监管的改革思路，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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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金融机构治理方面，匹兹堡峰会之后，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发展中国家投票权将有所提高，但美国的投票权比例是否相应降低到15%以下还很难预料。对于中国来说，理智的选择就是要积极参与并推动IMF的改革，同时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得旧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格局发生变化，逐步形成一些基础性的市场和制度条件，包括人民币国际化，推动区域货币合作等，为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格局的形成打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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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从此前国际多边机构的一些运作看，往往是承诺容易，执行困难。在后续程序和政策的协调、监管框架的建立、全球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的稳定方面，执行的任务依然艰巨。对于一些实质性困难也不易解决，如监管要求金融机构在提高资本充足率的同时，还继续增加向企业和私人提供贷款以提振消费、促进增长是比较困难的。从之前峰会的决议效果来看，伦敦峰会公报做出的五大承诺，只得到了部分兑现。执行困难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反对贸易保护的申明形同虚设。仅2009年上半年，中国遭受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及特保措施等贸易救济调查就多达58起，涉案金额超过80亿美元。2009年6月，美国对中国钢铁产品采取了3起反倾销调查，欧盟也对中国的鞋和鸡肉等商品提出了反倾销诉讼。2009年9月，美国决定对从中国进口的小轿车和轻型卡车轮胎征收为期三年的惩罚性关税。后危机时代，改革的步伐是否仍能保持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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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尽管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已经显示出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不足与缺陷，G20峰会也在危机的压力之下启动了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进程，但是，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必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任重而道远。在G20峰会上，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甚至并没有真正成为主要议题。实际上，G20选取了易于达成共识、更具可操作性的方式来推动改革。其中一个主要思路，就是通过建立新的借贷基金来缓解部分国家的资金流动性问题，通过改革与强化金融监管，对金融行业产生正确的激励以避免危机重演；通过增加新兴经济体的代表权和参与度，扩大金融体系的影响和执行范围，促进国际金融体系治理和监管体系的完善，打造一个更有效、更加协调一致的全球金融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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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目前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和以美元为中心的不均衡的国际货币体系，各国需要共同进行一场持久的改革，这场改革无疑是对现有国际经济格局的一次重要调整。从可行性角度来看，这一过程必须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华盛顿峰会上，美国对改革国际金融机构的重要性表示肯定，也提出应考虑提高发展中国家在IMF和世界银行中的投票权和代表性，但仍然强调，改革应该在尊重市场和效率原则的基础上进行。实际上，要想重建一个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是比较困难的，美元本位格局仍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延续。正如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指出的那样，从大萧条算起，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构建用了15年的时间，这次危机后，新体系的建立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成本也会更高。世界对于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还需要付出更多的关注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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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大未来 第3章 谁会真正处在“货币金字塔”的顶端 美元与欧元的世界货币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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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美国不采取重要的政策改革以扭转贸易赤字，那么世界对美元的信心迟早会走向尽头。欧元能否抓住这个大好机遇，乘势追击，赶上甚至超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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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宰地位不可动摇。今天，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处在国际货币体系的所谓“货币金字塔”顶端的美元是否正在面临严重的挑战？一直以来，被视作“明星货币”的欧元能否利用金融风暴所提供的机遇对美元的领导性构成真正的威胁，甚至取代美元成为主宰性的世界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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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杰明·科恩（Benjamin Cohen）认为，美元的国际地位正在走弱。目前，由于美国严重的贸易赤字、不断走高的外债规模以及金融危机的火上浇油，人们对美元价值的信心也将不断触底，甚至消失。然而，美元的失败本身并不能够自动保证欧元的成功，事实上，欧元自身所存在的结构性缺陷也对其未来的吸引力形成强有力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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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欧元产生时，许多观察家纷纷预言，欧元很快将成为可以与美元相匹敌的世界货币，并在全球金融领域发挥与美元同等重要的作用。最为典型的乐观看法莫过于“欧元之父”蒙代尔的观点，他认为：“毫无疑问，欧元将对美元的地位形成挑战，并会改变世界货币体系的权力配置结构。”然而，事实却是欧元的成就远远低于这种预期，世界货币的权力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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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即便是在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不断加深、扩散和传染背景下，相对于美元，欧元的颓废表现似乎正在印证一个看似悲观的结论：长期来看，深陷于金融危机的旋涡，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主导性地位必然会不可避免地走弱，但美元的走弱并不自动意味着欧元的走强（Benjamin J. Cohen，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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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未来会是怎样？在这个国际货币体系的舞台中，美元与欧元的领导权之争将会呈现一种什么样的图景？放眼未来，我们将处于一个更加分散化的、充满竞争和风险的多元化世界货币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美元与欧元将争夺世界货币的主宰地位，而其他同类竞争者如日元甚至人民币将在不同的区域发挥日益重要的国际货币角色。我们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美元与欧元的最高权力之争，并试图在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下，详细解读一些代表性的文献，为未来的国际货币走向提供一个大致的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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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大未来 国际货币：基本框架和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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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分析的基本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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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的分析框架通常区分了三种基本的货币功能：交易媒介，记账单位和价值贮藏。这种分析通常建立在两个分明的层次上：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在私人领域，国际货币在国际贸易和结算中发挥交易媒介和记账单位的功能，在金融市场中发挥价值贮藏功能。在公共领域，“锚货币”是作为记账单位而存在的，储备货币则作为交易媒介和价值贮藏而存在。总体而言，这种分析模式主要考察国际货币的市场功能，因此国际货币的领导权变化被视为在既定市场约束和激励下的最优选择问题。当然这并不是否定政治对国际货币的影响，相反政治的影响被认为是改变市场主体的选择约束和激励条件，而不是改变选择本身，或者政治将以一种间接的、完全不同的、甚至是冲突的方式参与领导权之争[1]。一般而言，市场竞争国际货币的过程使交易成本降低，这是一种有效的改进；而政治竞争国际货币的过程极有可能引起地缘冲突，这会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因素。这里我们主要关注影响国际货币体系格局的市场竞争方面。为使上述分析框架具体化，依照本杰明·科恩文献中的分析逻辑，这里引入他认为重要的几个分析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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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国际货币的选择取决于三种内在的必备属性。首先，一种货币开始在国际上被广泛采用的时候，对其未来的货币价值必须存在充足的信心，保证稳定的货币购买力，这来源于政治稳定；其次，交易便利性和资本确定性，这要求作为可选择的国际货币必须满足高流动性和资产价格的可预测性条件，这两点对降低交易成本是非常关键的，这源于金融市场发展的广度、深度与有效性；最后，国际货币必须存在广泛的交易网络，只有被广泛使用，才能提高其可接受性，历史上看，这个因素主要源于货币主权国经济体的绝对规模和融入全球经济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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