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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2 实际GDP增长（情景模拟：2020-2025）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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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一个自然的问题是：未来中国经济复苏的前景是否可以维持目前这种较强的内生性与可持续性？中国未来经济实现中长期增长的动力何在？中国在危机冲击下所采取的应对措施，是否也意味着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新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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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从总供给层面看：一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源泉在于劳动力和资本生产要素的投入，更在于全要素生产效率，长期角度看，后者更为重要。如果以这个视角考察中国过去30多年的快速经济增长，那么主要的推动力量表现在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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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劳动力供应的扩张，特别是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服务业的大规模转移（人口红利和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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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断的资本积累（高储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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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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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3 全球经济复苏资料来源：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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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估计，过去30年的年均GDP增长中，资本投放对中国的贡献率为52%，劳动投入的贡献率为26%，而真实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率则为22%[1]（Maddison，1998；Bosworth and Collins，2007；OECD，2005）。如果以9.2%的平均增长速度计算，那么资本、劳动、劳动力转移效应及全要素生产率的份额分别是：4.7%、1.3%、1.1%、2.1%[2]（Jonathan Anderson, 2008等）（见图9-4）。另据一些学者的估计，在整个改革开放期间，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均提高了3%～4%，这反映出劳动和资本获得了更加有效的配置方式（Bosworth and Collins, 2007）。在我们看来，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原因除了市场竞争促进技术创新和研发投入等因素之外，另一个很重要的动力来自于劳动力从低价值活动到高价值活动的转换过程推高了整体生产率，这反映了不同产业之间、不同区域之间的要素资源的再配置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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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4 年均真实GDP增长率的贡献资料来源：引自（Jonathan Anderson, 2008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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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官方统计，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城市化率尚不足20%，这意味着在过去30年时间里，中国成功创造了3.8亿个城市居民[3]，并把他们转移到更有效率的生产部门和产业。其效果就是一方面如上所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4]，另一方面，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推动了基础设施和房地产业的投资增加，此外，城市化进程也促进了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使工业、农业及服务业之间的比重发生重大调整，使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的创造中作用日益扩大（见表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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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需求层面看，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被概括为四大支柱：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和净出口，这是在任何一本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都能找到的通俗结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许多观察家把中国的经济模式概括为“出口导向型”和“投资驱动型”增长。这具体表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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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投资，消费占GDP的比重在过去30年稳定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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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国内需求，经济增长对外需的依赖度越高，净出口占GDP的比重稳定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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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两层次，过去3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路径可被总结为“四高”：高储蓄、高劳动投入、高投资、高出口，再加上全要素生产率稳定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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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未来30年中国经济能否实现较快的长期增长、“四高”模式可否持续，本质上将取决于以上所总结的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因素。而所谓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也将呈现两层基本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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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供给角度看，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应该表现为从依赖要素投入转向依赖要素的有效配置，或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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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需求角度看，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则表现为从依赖投资和出口转向依赖消费和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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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何实现这种双重转变呢？其中一个重要的政策切入点在于城市化。在我们看来，城市化是连接总供给和总需求的一个桥梁，它一边为经济长期增长提供劳动力，并以更有效的方式组织和使用要素资源；它另一边也为经济增长提供规模庞大的城市消费者，从而真正拉动内需。换言之，城市化可以通过影响总供给和总需求两方面的基础性因素而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和模式转变产生持久性作用。而且许多实证研究也都表明一国城市化水平是经济增长的长期决定性因素，而一般的投入产出模型分析也表明城市化对于技术创新具有正向促进作用（Barrios and Bertinelli, 2003; Henderson, 2000）。图9-5简单地描绘了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这种正向作用关系。从国际经验看，东亚新兴市场之所以能够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国家成功实现了城市化，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到城市，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所以，从中长期来看，城市化有可能成为熨平经济周期、减少经济波动并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一支内生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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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5 城市化率vs人均GNI国际经验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城市发展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