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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用工业化标准来衡量，也可以发现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所需要的基础投资空间同样非常巨大。图9-12[10]展示了中国、日本和韩国在不同发展阶段内电子消费走过的历史道路，在最初的10年发展期内，人均原材料消费会大幅度增长，而随着经济进入平均收入更高的层次，这种消费会不断平稳，该图也同时说明，中国未来还有很长一段工业化、城市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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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2 三国不同发展阶段内电子消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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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如果未来20年，我们能够实现5亿人口的城市化，那么这意味着巨大的投资需求。城市人口的扩张将要求相应的基础设施、市政建设以及城市功能必须配套和完善，并以此促进其他相关产业和行业的投资增加。根据研究人员的测算，近10年随着我国城市化的进程和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迁移，每个农村人口在城市落户下来需要的基础设施、道路、桥梁、住房的投资，大约在30万～35万，这是带动扩大投资需求很重要的增长点。根据穆迪的预测数据，如果按照当前的城市化趋势，中国在2011年将再启大规模的基础设施项目投资以改善城市生活环境，据估计，在2011-2017年中国的资本支出将增长三倍，可能的资金来源将是地方债券的发行（见图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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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3 资本支出和基建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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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应该注意到，城市化对于解决所谓的“产能过剩”问题也有积极的作用。如果从中国城市化的长周期来看，产业峰值还远远没有达到，一些看似过剩的产能将来也未必真的过剩。城市化将产生一个非常庞大的市场，对钢材、水泥等的需求将会增加。因此若城市化全面启动，现在不少因为出口下滑而出现的过剩产能将得以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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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城市化提供了应对危机、实现复苏及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重要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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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谈论中国城市化问题的一个重要背景就是全球性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虽然从目前来看，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中国采取了一揽子的经济刺激计划，并已取得显著效果，新一轮经济复苏也表现了强劲的内生性与可持续性。然而，在我们看来，未来中国经济能否实现可持续性复苏的一个关键问题就在于中国的城市化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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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投资对GDP贡献的占比显著增大，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性增强。因此，随着这一轮经济的不断复苏，未来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的目标比较明确，就是从依赖对海外市场的出口转向依靠本土市场的内需，从依赖价格优势转向依赖技术优势，从依赖投资转向依赖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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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上对比来看，美国消费贡献占比70%，中国2008年底占比38%，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到现在，消费的贡献还下降了10个百分点。要寻求背后经济方面的原因就是，中国现在处于人口结构红利阶段，在岗工作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处于历史上最高时期，这些人群会为未来退休做计划，故而储蓄率比较高。高储蓄势必带来高投资，这正是推进城市化进程所需要的。因此在城市化过程中，投资空间很大，在高的储蓄率下，投资率高是难免的，这与经济发展阶段有关系，美国、日本的城市化已经完成，必然转向消费型经济，而中国还处于城市化推进的关键阶段。总之，从今天应对危机和实现经济复苏及长期增长的视野来看，中国的城市化也将从各个方面迫使经济发展模式有必要的调整和改变，从而克服全球经济衰退与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增强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性与可持续性。根据穆迪的经济预测，在2021-2025年间，居民消费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消费的增长率也将超过真实GDP的增长率（见图9-14）。此外，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先进服务业，如科研服务，健康保健及社会服务，教育、文化、艺术及影视业将迅速发展，成为服务业中的主要发展行业。据穆迪预测，2016-2025年间，服务业的10年平均增长速度将为12.6%，成为发展最快的部门（见图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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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4 居民消费与实际GDP增长（5年平均）资料来源：穆迪经济预测（Moody’s Econom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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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5 部门经济增长率预测（10年平均）资料来源：穆迪经济预测（Moody’s Econom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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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看，城市化应该成为中国经济复苏和长期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甚至应该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长期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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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城市化的三大约束：市场、资源与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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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微观角度讲，作为宏观经济现象的城市化本质上仍然表现为微观经济主体的人口转移决策行为，换言之，农村到城市的劳动力转移行为取决于要素市场的相对工资水平和城市的相对生活成本，或者说取决于劳动力需求曲线与劳动力供给曲线的均衡状态。从宏观角度讲，城市化则不可避免地涉及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和政府行为：公共产品供给、城市间市场准入和贸易障碍的减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商品的自由交换、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完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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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微观力量与宏观力量之间的汇集决定了未来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及经济长期增长的能力。更进一步讲，未来中国城市化的能否成功推进根本上取决于宏观城市政策能否有效配合微观主体决策，从而促进劳动和商品的跨地区自由流动、提高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在我们看来，以上决策目标能否实现则反过来取决于以下几种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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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约束限制了劳动力、土地等资源的自由流动和转让，使这些生产性资源不能顺利转化为货币收入和资产性收入，从而可能制约农民向市民的完全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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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和环境约束使得城市的资源有限性和环境污染成为共同关切，这从整体上增大了城市化的社会成本，并提高了市民的生活成本，降低了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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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在城市功能完善，提高城市宜居环境，加大健康、教育等支出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事实上的融资模式和融资渠道将会限制政府有效完成公共产品的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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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这些约束性因素分别从微观和宏观层次对城市化进程带来重要冲击，因此分析和解决这些问题显得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