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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当前的国际经济复苏，还是中国的经济复苏，其实面临的问题也是类似的，那就是：经济刺激政策已经初见成效，如何巩固这些经济刺激的成果，防止经济可能出现的“二次探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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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大未来 中国资本市场的大幅调整源于对经济二次探底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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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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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内地股市2009年8月份超过20%的调整幅度，引起很多关注和争议，对于原因也有很多的猜测，例如流动性的微调等等。从基本面看，这一轮的调整实际上主要来自于对宏观经济二次探底的担心，其中一个指标是2009年7～8月份经济复苏的步伐有所放缓，这本来是经济复苏过程中的正常趋势，但是市场可能因此产生短期的担忧；另外，2009年年初房地产市场的迅速复苏和火爆，使得市场对于房地产销售的复苏带动经济相关产业的复苏充满期望，但是经过上半年的一轮快速价格上涨之后，市场担心房地产市场的复苏是否可以持续，特别是局部市场出现了房地产市场价涨量缩的局面。如果这种局面得以持续，就可能使得实体经济的复苏受到冲击，特别是一系列针对房地产市场的政策陆续出台，更是短期内加大的市场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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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的背景看，中国从2008年11月份开始的第一轮政策刺激措施及时启动了经济复苏的步伐，下一阶段的关键，还是要把带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从政府主导的需求，平稳过渡到市场主导的需求。这个转换是否可以顺利推进，直接决定了宏观经济是否会二次探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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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期，首先同样采取的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及时促进了经济的回复，但是到1999年之后，因为政府投资的力度逐步减弱但是市场需求又没有及时启动，导致经济出现二次探底。在这个背景下，决策者果断推出了住房制度改革等，带动了内需的增长，从而带动中国经济走出盘局、当前，中国同样面临类似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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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房地产市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从增长动力的转换角度，市场期待房地产市场可以延续上半年在销售环节的复苏，带动房地产生产建设环节的复苏，刺激房地产建设面积的迅速扩大，带动钢铁、建材、家具等相关产业的消费。2009年8月份出台的针对一系列房地产市场的微调政策，不仅使得市场忧虑房地产市场本身可能出现调整，还可能带动相关的钢铁等行业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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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8-1999年间其所经历的二次探底经验看，在实体经济确认复苏之前，扩张性的政策基调都不太可能出现根本性的转变，充其量只能是在现有的政策基调下的政策微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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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可持续的经济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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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由政府投资主导的政府需求，向市场驱动的需求转换的阶段。如果市场需求没有及时启动，而财政投资力度可能会逐步减弱，就可能会出现经济二次探底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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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的趋势看，促进这种增长动力的转换，还有较大的政策回旋余地，这包括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增加居民收入等来启动消费，保持银行信贷投放的适度、平稳增长，防止大起大落可能对经济带来的冲击，还需要维持资本市场的相对稳定来维持市场信心的相对稳定等。同时，还可以有多个培育市场化需求的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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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房地产市场目前处于从销售环节的复苏到生产建设复苏的传导过程中，目前来看，这一传导过程因为信贷政策等的调整以及房价短期内的大幅上涨而显得并不顺利。局部市场所出现的泡沫导致政策的微调，反而可能影响到这个房地产市场生产建设方面的复苏。从整个经济复苏的大背景看，对高端房地产市场的价格上涨保持相对宽容的态度，同时加大中低价房的建设规模，避免简单对所有房地产市场进行打击而影响总体经济的平稳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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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放松政策管制，将社会投资引入原来审批门槛高，但是依然有巨大增长空间的行业，比如基础设施、基础行业和一些重要的服务业，例如移动通信、医疗保健、金融业等。可以预计，放松相关行业准入门槛限制的一系列规定会逐步陆续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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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推动金融创新，积极将金融资源引入市场主体之中。当前银行信贷和上市融资，大型垄断企业占据绝对大的比重，市场化的中小企业享受到的金融服务不足。推动社会资源流入富有获利的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推动多元化的金融机构来提供多样化的金融服务，例如及时推出创业板，对于促进经济结构的转换显然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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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针对不同区域的增长格局，采取不同的复苏策略。从中国经济本轮复苏的趋势看，中西部地区复苏的势头快于东部发达地区，同一行业的中西部地区的上市公司业绩拐点出现往往会早于东部地区。这对于缩小中国的区域发展差距有着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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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加速推进城市化。根据大致的统计，当前中国的城市化率大约为40%左右，低于亚洲国家60%左右的水平。城市化空间很大，带来更多行业的发展机会。从各个地方政府的应对策略看，利用资源价格较低的时期，加速推进城市化，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扩大内需的重要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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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选择需要兼顾结构调整与经济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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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政府的刺激政策明显见效、经济企稳复苏之后，要保持这个复苏势头的持续，推进结构调整就变得不可避免，其中一些结构调整可能短期内对经济增长还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因此，政策选择需要兼顾结构调整与经济复苏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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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压缩过剩产能十分有必要，但是应当以市场化的方式来推进。当前压缩产能的政策重点无非有两点：第一，控制新增产能，第二，压制低端产能。但是这种调整不能只靠主管的判断和计划的约束，而应该主要依据市场供求关系。以钢铁为例，因为政府投资带动的主要是一些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这些基础设施项目所需要的钢材，则往往是被视为中低端的钢铁厂生产的中低端的螺纹钢等，因此，这种产能过剩的调整，需要结合整个市场结构的变化和城市化的大背景。同时，适度的供给过剩也有助于企业产品之间的竞争和进步，有利于消费者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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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复苏的不同阶段，扩张性政策的逐步退出需要根据实体经济复苏的状况分阶段清晰、透明、稳健地进行，避免这种退出的力度把握失当而对市场形成过大的短期冲击。从一个典型的金融危机应对政策看，政策变化往往可以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反危机阶段，需要超常规的宽松政策；第二阶段，经济企稳复苏，政策要回归适度宽松；第三阶段，经济确认复苏并转入成长，政策逐步变为中性；第四阶段，经济过热，通胀压力集聚，政策变为紧缩。在每个阶段转换的时候，如果转换的力度和工具等选择不当，就可能会引起市场大幅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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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2009年乃至2010年中国经济的主要挑战还是经济的平稳复苏，通胀依然不是一个主要的问题。特别是中国的CPI构成中，粮食及其相关制品占据相当大的比重，粮食价格在持续下滑之后的恢复性上涨，有助于提高农民的收入并促进农村消费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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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对2010年可能重新出现的国际收支双顺差的格局要预警性采取措施。如果美国经济如不少机构近期所预期的那样取得较预期强劲的复苏，中国的出口明年就会相应由负转正，基于中国特定的贸易结构和经济率先复苏的优势，国际收支的双顺差局面预计又会出现，因此需要及早采取措施，例如汇率政策重新回到真正的有管理的浮动，鼓励企业、居民的对外投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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