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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加速推进城市化。根据大致的统计，当前中国的城市化率大约为40%左右，低于亚洲国家60%左右的水平。城市化空间很大，带来更多行业的发展机会。从各个地方政府的应对策略看，利用资源价格较低的时期，加速推进城市化，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扩大内需的重要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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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选择需要兼顾结构调整与经济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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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政府的刺激政策明显见效、经济企稳复苏之后，要保持这个复苏势头的持续，推进结构调整就变得不可避免，其中一些结构调整可能短期内对经济增长还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因此，政策选择需要兼顾结构调整与经济复苏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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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压缩过剩产能十分有必要，但是应当以市场化的方式来推进。当前压缩产能的政策重点无非有两点：第一，控制新增产能，第二，压制低端产能。但是这种调整不能只靠主管的判断和计划的约束，而应该主要依据市场供求关系。以钢铁为例，因为政府投资带动的主要是一些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这些基础设施项目所需要的钢材，则往往是被视为中低端的钢铁厂生产的中低端的螺纹钢等，因此，这种产能过剩的调整，需要结合整个市场结构的变化和城市化的大背景。同时，适度的供给过剩也有助于企业产品之间的竞争和进步，有利于消费者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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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复苏的不同阶段，扩张性政策的逐步退出需要根据实体经济复苏的状况分阶段清晰、透明、稳健地进行，避免这种退出的力度把握失当而对市场形成过大的短期冲击。从一个典型的金融危机应对政策看，政策变化往往可以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反危机阶段，需要超常规的宽松政策；第二阶段，经济企稳复苏，政策要回归适度宽松；第三阶段，经济确认复苏并转入成长，政策逐步变为中性；第四阶段，经济过热，通胀压力集聚，政策变为紧缩。在每个阶段转换的时候，如果转换的力度和工具等选择不当，就可能会引起市场大幅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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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2009年乃至2010年中国经济的主要挑战还是经济的平稳复苏，通胀依然不是一个主要的问题。特别是中国的CPI构成中，粮食及其相关制品占据相当大的比重，粮食价格在持续下滑之后的恢复性上涨，有助于提高农民的收入并促进农村消费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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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对2010年可能重新出现的国际收支双顺差的格局要预警性采取措施。如果美国经济如不少机构近期所预期的那样取得较预期强劲的复苏，中国的出口明年就会相应由负转正，基于中国特定的贸易结构和经济率先复苏的优势，国际收支的双顺差局面预计又会出现，因此需要及早采取措施，例如汇率政策重新回到真正的有管理的浮动，鼓励企业、居民的对外投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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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大未来 第11章 经受住危机考验的中国金融改革 中国金融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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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成了检验中国金融改革成果的最为真实和最有挑战性的时机。而从中国金融业的表现看，中国金融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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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金融业伴随着新中国的成长，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迅速推进，金融业出现了迅速的进步，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近10年来中国着手对银行体系、证券市场、保险市场等所进行的全面改革。10年来，中国金融体系经历了两次金融危机的冲击，在两次危机的冲击中，中国金融业的表现差异巨大。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国金融业不良资产包袱巨大，被视为“技术上破产”，最后靠政府的强力支持而勉强渡过危机；而在10年后的今天，较之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力度更大的全球金融危机袭来，中国金融业总体表现十分稳健，如果与那些深受危机冲击的发达国家相比，中国金融业的表现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例如，在全球十大市值银行中，中国独占四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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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危机成了检验中国金融改革成果的最为真实和最有挑战性的时机。而从中国金融业的表现看，中国金融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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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大未来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对照，中国金融改革的经验值得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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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危机凸显了西方金融机构业务模式方面存在的重大缺陷，而在中国加入WTO之前并不被国际同业看好的中国银行业在这次危机里表现突出，其中的关键原因就是，中国在积极参考国际经验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国经济的现实需要，积极推动中国金融业的市场化改革，取得了长足的成效，并且积累了不少值得进一步总结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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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银行业要始终高度关注服务实体经济。金融业始终围绕“服务于实体经济”这个中心，同时保持相对稳健的杠杆水平，是中国金融业能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关键。同时，金融业采取何种模式能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其效率如何提高等关键问题仍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例如，中国银行业在此轮信贷扩张中的表现，资金大部分流向了大型项目，在抵押物不足等条件约束下，采取何种模式能够更好地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如何值得探讨，表明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能力有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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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综合经营服务模式需要重新全面认识。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全球主要金融机构加快了剥离非核心业务的进程，同时加大了对于战略性的业务的投入，使得中国银行业也逐渐反思综合化经营理念，再次引发了关于综合经营与分业经营孰优孰劣的争论。一方面，批判综合经营的声音认为，在“金融自由化”的旗帜下，不同类型机构间风险交叉传递，加大了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而另一方面，在次贷危机中，一些传统上处于优势地位的国际投资银行相继陷入倒闭或被商业银行收购的境地，似乎反而是实施综合化经营的一些大型商业银行受到的冲击较小。因此，综合经营与否并不是金融机构深陷危机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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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期来看，实施综合经营有利于发挥协同效应，抵御经济周期波动所造成的风险，中国金融业综合经营的步伐不会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目前，中国金融的综合经营正在推进，一些金融机构初步搭建了金融集团的雏形，总体上业务结构和股权关系比较简单，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综合经营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在具体模式的选择上，受金融危机的影响，防范风险成为推进综合经营首要的考量因素。通过金融控股公司开展混业经营可以形成内在防火墙，阻断银行、证券、保险和其他金融业务的风险传递，有效控制风险，同时也与当前分业监管的现状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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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客观看待外资金融机构和成熟市场的经验。对于外资金融机构和成熟市场的经验，总体上有了更为客观和冷静的认识和把握，金融危机中一些顶级的国际金融机构遭受重创，集中暴露了发达金融市场在金融监管、风险管控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这将至少在两个方面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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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中外资金融机构的力量对比有所变化。受其境外母机构亏损的影响，外资金融机构的声誉下降，加之部分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推出的理财产品较为复杂，在金融危机中导致客户大幅亏损，其声誉受到影响。而中资金融机构较为谨慎，没有出现大的风险，危机中客户认同度得到提升。2008年以来，出现了很多私人银行客户从外资银行回流到中资银行的情况。同时，在2009年以来的信贷扩张中，外资银行由于在内地市场的把握能力、资金实力等方面存在劣势，市场份额下降，中外资银行的差距有所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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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中资金融机构将更为理性地向外资金融机构学习。不可否认，与外资金融机构相比，中资金融机构的整体竞争力仍存在较大差距，也不能否认国际大型金融机构有很多值得中国金融业学习的地方。这次危机使得中国金融机构能够更为客观地评价中外资金融机构的优势与劣势，避免过分推崇外资或者盲目排斥成熟市场经验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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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金融创新将更多强调防范风险。如果说此次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是创新过度导致的，那么当前中国的金融创新还相对滞后。一个直接的例子就是，目前一些真实的融资需求还无法得到满足，中小企业、三农融资难问题尚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很大程度上与银行产品创新不到位、风险管理能力不强有关。因此，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加快金融创新的步伐，仍是中国金融业发展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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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继续推进激励约束机制改革。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发达国家金融机构短期化的激励机制和制衡机制的失灵，遭到了人们的普遍质疑。G20宣言就将这次危机原因概括为“不健全的风险管理习惯、复杂且不透明的金融产品、过度的杠杆激励，造成了金融体系的脆弱”。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面临不同的挑战。目前，中国金融机构对高级管理层的考核和激励机制还处于起步阶段，激励不够科学、约束形式单一。因此，未来一段时期中，在深化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机制建设的过程中，薪酬激励约束机制的设计和完善仍是重要的内容之一：一是建立以风险调整的资本收益率为核心的高管绩效考核体系，科学评价高管人员贡献度，合理确定高管人员与员工的薪酬级差；二是探索相对较为长期的、稳定的激励方式，估计更为长期的经营理念；三是建立董事会针对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的定期评估报告制度，改进薪酬决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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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经济对金融服务的巨大需求是金融业成长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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