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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银行业内部分化进一步加剧。利率市场化进程提速，同业竞争进一步加剧，大银行可以通过下调利率挤占市场，将使中小银行和一些过分依赖传统信贷业务的银行受到较大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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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利率市场化带来的利率下降将推动银行加快发展中间业务。随着利率市场化长期趋势的形成，银行业依靠“存贷差”维系的盈利模式将受到冲击，银行利润超常增长的局面难以继续，必须通过大力发展中间业务，关注中小客户等新的商业模式来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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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必须加快建立与利率市场化相对应的市场退出机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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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率市场化迅速推进的过程中，如何避免银行间的恶性竞争，避免由服务竞争转向单一的价格竞争，进而影响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这对深化金融改革提出了更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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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经营模式是否应当成为主流经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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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在中国银行业再次引发了关于综合经营与分业经营孰优孰劣的争论。一方面，批判综合经营的声音认为：在“金融自由化”的旗帜下，金融市场和商业银行之间的防火墙被拆除，风险交叉传递，投资银行激进的文化向传统保守的商业银行渗透，加大了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另一方面，在次贷危机中，顶级的投资银行相继陷入倒闭或被商业银行收购的境地，反而是实施综合化经营的一些大型商业银行受到的冲击较小。因此，综合经营与否并不是金融机构深陷危机的主因。从长期来看，实施综合经营有利于发挥协同效应，抵御经济周期波动所造成的风险。中国金融业综合经营的步伐不会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目前我国金融综合经营正在推进，一些金融机构初步搭建了金融集团的雏形，总体上业务结构和股权关系比较简单。同时，银行和资本市场之间有严格限制，两者过度融合而放大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较小。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综合经营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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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体模式的选择上，受金融危机的影响，防范风险成为推进综合经营首要的考量因素。通过金融控股公司开展混业经营可以形成内在防火墙，阻断银行、证券、保险其他金融业务的风险传递，有效控制风险，同时也与当前分业监管的现状相适应。因此，该模式可能更能为各方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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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体业务方向上，投资银行是商业银行实施综合经营的主要领域。在传统业务利润不断被挤压和资本市场快速发展的双重背景下，投资银行无疑是最佳利润增长点；另一方面，一度受到各银行青睐的理财业务，由于在金融危机中出现不同程度的亏损，在未来面临着根据自身优势明确客户定位等战略调整，向更为安全稳健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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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对中国金融业在拓展国际和国内市场以及与外资金融机构竞争等方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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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中一些顶级的国际金融机构遭受重创，集中暴露了发达金融市场在金融监管、风险管控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这将至少在两个方面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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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中外资金融机构的力量对比有所变化。受其境外母机构亏损的影响，外资金融机构的声誉下降，加之部分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推出的理财产品较为复杂，在金融危机中导致客户大幅亏损，其声誉风险明显上升。而中资金融机构则较为谨慎，没有出现大的风险，在危机中的客户认同度得到提升。自2008年以来就出现了很多私人银行客户从外资银行回流到中国银行业的情况。同时，在2009年以来的信贷扩张中，外资银行由于在国内市场的把握能力、资金实力等方面存在劣势，市场份额下降，中外资银行的差距有所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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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中资金融机构将更为理性地向外资金融机构学习。不可否认与外资金融机构相比，国内金融机构的整体竞争力仍存在较大差距，也不能否认国际大型金融机构有很多值得中国金融业学习的地方。这次危机使得中国金融机构能够更为客观地评价中外资金融机构的优势与劣势，避免过分推崇外资和成熟市场做法的倾向，从中国金融市场的实际出发，寻求适合自身发展的业务模式、风险管理实践和公司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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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危机原因的误读会延缓中国金融业的改革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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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此次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是创新过度导致的，那么当前中国的金融创新则相对滞后。一个直接的例子就是，目前一些真实的融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中小企业、三农融资难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很大程度上与银行产品创新不到位、风险管理能力不强有关。因此，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加快金融创新的步伐仍是中国金融业发展的重要方向。借鉴国外金融创新的经验和教训，产品创新应当把握好如下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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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产品创新要从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出发，侧重于满足真实融资需求。在现阶段，可以结合不同区域和行业实际，重点开展存贷款业务的产品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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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树立稳健的创新原则，坚持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之间保留必要的防火墙。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应适当隔离，对跨业创新产品建立防火墙机制。完善产品创新的风险管理体系，对金融产品从设计、发放、销售、客户管理等整个生命周期进行持续地评估与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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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确立合理的金融工具创新路径和节奏，确保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和监控体系的改进能够与金融创新和市场变革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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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少分析者认为此次次贷危机是因为金融创新推动的。而对于次贷危机的误读，可能会在事实上延缓中国金融业的改革发展进程，可能会加强在局部领域的管制，例如对于金融衍生产品的管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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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约束机制改革与发达国家相比面临不同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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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危机中，发达国家金融机构短期化的激励机制和制衡机制的失灵遭到了人们的普遍质疑。G20宣言就将这次危机原因概括为：“不健全的风险管理习惯、复杂且不透明的金融产品、过度的杠杆激励，造成了金融体系的脆弱。”目前，我国金融机构对高级管理层的考核和激励机制还处于初步阶段，激励不够科学，约束形式单一，突出地表现为：目前与考核结果挂钩的激励主要是短期激励，没有与金融机构长期、全面的绩效水平挂钩，没有考虑资产期限，没有有效地区分周期性因素和政策因素与管理能力的贡献差异；不同金融机构高管人员薪酬差异大，与业绩相关度较小，往往与其行政级别等级紧密挂钩；以责任落实和责任追究为重点的经营监督机制尚不完善，“约束过度”和“约束不足”并存。因此，未来一段时期，在深化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机制建设的过程中，薪酬激励约束机制的设计和完善仍是重要的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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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建立以风险调整的资本收益率为核心的高管绩效考核体系，科学评价高管人员贡献度，合理确定高管人员与员工的薪酬级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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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建立高管人员薪酬风险金，采取设立风险准备金或延后发放方式，约束高管承担其任职期间造成的风险和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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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建立董事会针对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的定期评估报告制度，改进薪酬决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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