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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对较为宽松的货币环境下，信贷投放的退出可能会遇到不同形式的干扰，进而可能会对金融市场形成不同程度的冲击。例如，如果流动性非常宽松，商业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充裕，资本金也达到法定的要求，商业银行就必然有强烈的投放冲动；如果有明确的信贷投放的窗口指导意见，就可能推动商业银行在监测目标相对宽松的一季度或者上半年加速信贷投放，导致信贷投放在月度以及季度之间的大幅波动，进而可能会对金融市场运行形成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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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银行体系本身的运行状况看，2009年银行体系尽管经过了大规模的信贷投放，实际上存贷比并没有显著上升。也就是说信贷增长很快，实际的流动性增加也很快，高储蓄率和宽松的流动性可能会继续支持银行的信贷增长。另外一个重要的约束就是资本金。如果资本金约束通过不同形式的融资缓解了，同时流动性很充足，这时要控制银行的信贷增长是不容易的。从中国银行业在资本市场融资的具体进展看，实际上主要银行的每一次融资在客观上都推动了融资银行的盈利能力的提高和市场规模的扩大，因而银行业融资的难度其实并不大，特别是在流动性相对充裕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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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2010年的信贷投放可能会逐步恢复到正常化的水平，但是2010年的总体流动性依然相对较为充裕的重要原因，还在于2009年的信贷投放会有一定比率真正在2010年投入实体经济运行。这一点可以从不少金融指标观察到。例如，2009年11月的M1和M2出现了非常有趣的变化，历史上在经济复苏时期M1和M2的波动很少是同向的，从近几个月看，可以显著观察到M1增长在加速，M2增长回落，但是到了11月份，M1和M2同步在加速。同时企业存款显著增长（见图19-2）。实际上可能表明2009年投放的贷款，特别是投向地方投融资平台和一些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贷款，这些贷款人很可能担心2010年的融资环境不会像2009年应对危机时期宽松，因此超额贷款便成为企业存款。另外一个重要的印证指标是，中长期贷款的增长和项目开工的进度规模出现反常变化。从历史数据来看，企业开工项目肯定有一部分自有资金，新开工项目规模一直是大于中长期贷款规模的，但是2009年中长期贷款投放远高于新开工项目规模。根据上述数据大致推断，即使2010年是7万亿～8万亿元的信贷投放，可供企业使用的资金应该不低于9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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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2 2009年月度M1、M2规模及增速比较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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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政策的正常化同样也体现在一些结构性的问题上，体现在财政政策上。如果在2010年继续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基调不便，那么，可以预计，适度的财政赤字是可以预期的，如果按照通行的不超过GDP的3%的稳健指标，2010年的财政支持可能会超过1万亿元，这个指标与美国、日本等高负债国家相比要稳健得多。同时，信贷投放的结构也值得关注，例如，信贷投放在不同季节的分布要防止大起大落；另外，防止信贷过度向大企业、少数几个行业等过分集中，这不仅加大了银行体系的风险，实际上也抑制了中小企业的发展空间。如果说集中投放给大型企业是应对危机的超常规状态的话，2010年应当更有回旋余地来推动信贷投放的均衡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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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通胀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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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政策正常化的另一个很重要的角度是管理通胀预期。管理通胀预期在研究界也是有分歧的，一种观点认为2010年通胀只是个预期，CPI大致测算只有3%左右，其中还有1%左右的翘尾因素，又预留一部分新涨价的因素，如果公用事业不涨价的话，2010年CPI可能还达不到3%的水平，因此提出管理通胀预期过于超前，不利于经济的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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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实证明，无论是宏观决策还是金融市场投资决策，CPI和PPI的预警性是值得怀疑的，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良好的用来判断通胀的指标，在不少时期往往还成为经济运行的滞后指标。例如，在上一轮经济周期中，GDP增长在2007年第二季度已经达到阶段性的顶点，进入回落周期，但是CPI依旧上行，直到2008年2月才达到顶峰，当时，企业家产生了更强烈的通胀预期，高价购买原材料，将PPI继续推升，所以CPI、PPI见顶实际上比GDP晚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对于宏观决策的参考价值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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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2009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管理通胀预期”，实际上清晰看到了通胀不仅表现在CPI、PPI上，还往往表现在资产价格，尤其是房地产价格上，还表现在一些不在CPI统计覆盖范围内的商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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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经济运行的历史经验，比较明显的通货膨胀的形成往往需要具备三个方面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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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实体需求（比如投资、或者出口）的大幅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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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信贷投放高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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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农产品价格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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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投资已经大幅增长了，信贷投放增长也非常快，所以2010年的物价水平受农产品影响非常大。因此，管理通胀预期的政策基调的提出反映了决策的超前性，同时也可以视为宏观政策正常化中的一个重要的观察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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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在于培育非政府的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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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政策正常化的另一个需要关注的是政策着力点应当是培育非政府的市场需求，降低对政府投资需求的过度依赖，或者说防止二次探底。在1998年中国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也曾采取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政府投资带动，刺激了当年经济的回升，但政府的投资力度总是有限的，要有一个安全边界和约束。当政府投资力度逐步减弱，市场需求如果没有跟进的时候，很容易导致经济的二次探底。1999年政策制定者为了激发市场需求，推出了住房制度改革等重要举措。现在中国经济在政府投资的带动下回升，但任何政策都有一定的副作用，政府投资也有显著的约束。例如，2009年推动城市化一个非常重要的主体是各级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平台。据粗略统计，2009年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平台的负债总规模已经超过了地方政府全年的总财政收入，这至少应该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和边界。下一步如何为城市化进一步融资，依赖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推动的政府需求来刺激经济增长，实际上面临着边界的约束，这个问题也许不会在2010年暴露，但值得关注，至少意味着继续依靠大规模的政府投融资平台融资推动政府投资面临日益强烈的预算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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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激发市场的需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很多领域做了重要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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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怎么激发除政府之外的企业投资需求，防止大型垄断企业在一般领域进行过度扩张，同时要清理大中型企业和中小民营企业之间不公平的法规，构造一个平等竞争的氛围，要降低一些高门槛行业的管制，降低垄断性领域进入的门槛，使得充足的流动性有一个投资的渠道。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特别容易形成资产泡沫与居民缺少投资渠道有很大关系。通过降低医疗，金融、通信等这些社会投资领域门槛，来激发社会投资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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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鼓励消费。在应对危机的2009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09年的增长即使在去除价格因素之后，也并没有达到期望中的高点（见图19-3），这也可能意味着2010年中国的消费转型以及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度提升面临一个重要的拐点，其中既包括劳动者收入的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也包括城市化的推进形成的新市民的消费能力、迅速扩大的中间收入阶层的购买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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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3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增速资料来源：Wind 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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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的统计口径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既包括居民消费，又包括政府消费。为了进一步推动消费的增长，预计会有一系列新的措施出台，比如在社会保障方面社会保险的省际的转移、税收的优惠等。另外，提高劳动者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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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调整的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