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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王”只是一个凡人，“王”之上还有“天”，所有凡人都必须有所敬畏。在天命面前统治者必须修明德行，如果失德，即使已有天命，亦会被上天抛弃。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此前、此中、此后，无论多么辉煌的文化、多么骁勇的铁骑，一旦统治者失德，帝国最终都将沦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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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之贵，贵在有尊严、责任、勇气和自律，历代周王农耕稼穑必须亲力亲为；战场上一马当先的也不是命运悲惨的奴隶，而是头顶桂冠的王，数代周王都在对异族犬戎的征战中喋血沙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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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者必须去竞争，不争何以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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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又必须有风度，宁可承担养虎为患的后果也不能失去品行。与后世“斩草要除根”的理念不一致，周武王灭商之后，纣的儿子武庚被封在商朝国都朝歌为王，国号“邶”。即使是商纣王这个亡国之君，明知周文王可能是商朝的最大祸根，照样要依约放虎归山。武王灭商与后来的秦灭六国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逻辑：秦灭六国，杀尽王子王孙；牧野之战，纣王眼见兵败，身着白玉衣，走向了鹿台自焚。在很大程度上，殷商军事、经济实力都还在，纣王自尽，只是以一种体面的方式承认了自己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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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着满大街广告，不管是什么都敢自吹“帝王奢华、至尊享受”，我真感觉可笑、可悲、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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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无知、无良广告所谓的“王”如果单纯指豪宅、香车、美女……那么我只能说：这只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臆想，与真正的“王”毫不沾边，字里行间流露的只有肤浅、粗糙、低劣和恶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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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王朝的每一个皇帝都可以自我标榜有“王德”，但是，我坚信只有西周统治者才真正相信天命悠悠！因为，在那个刚刚逃离蒙昧的时代，所有人都坚信自己的命运被上天掌握，王朝的命运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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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权力没有任何制约的西周，“王德”是封建统治者最后的底线。这种“王德”对天命的畏惧延续了周王朝近千年的生命，此后，无论春秋五霸如何强盛，都只能挟天子以令诸侯，再强的诸侯都必须获得王室认可。这一点，颇类似于西欧或者日本王位千年一系，绝不是“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强盗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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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遗憾，“王德”对人的约束不能用经济学理论解释，这一点颇类似于今天的行为经济学一明明知道捐赠对自己不利，还是有人心系天下。“王德”为一个社会提供了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如果每一个人都从心底信服“王德”，那么，就不会有人想去打破这个规则，每一个人的生存也就有了最后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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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试图打破这条底线的举动，都是全社会所不允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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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之后，西周终于到达了“成康之治”的巅峰，四十余年没有案件审理，人们生活在一片和睦之中（刑错四十余年不用，……民和睦，颂声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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丕显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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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周颂·执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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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毁掉了西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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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厉王推行“专利”，就是任用荣夷公从封王手里收缴山川林泽，或者让占用山川林泽的封王定期向王室纳税。“专利”不过是周厉王为挽救日渐衰亡的王室而从诸侯的碗中分一杯羹，如果王室真的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王权，最后被赶出京畿的就不是周厉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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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王朝灭亡之后的两千多年里，人们不断思索：若诚如孔子所言，西周是一个政治清明、道德高尚、制度合理的王朝，为何这样的王朝也会在历史长河中湮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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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如果没有外敌，那么西周王室很有可能成为千年一系的中华帝王家族，中华的历史可能会被完全改写。遗憾的是，历史不容假设，周王朝的西部有一个强大的异族——犬戎，这个民族的存在使得西周依靠“王德”维持统治的愿望注定要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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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与犬戎的边界在今天“常武一彬县”一线，距离西周王畿镐京只有一百二十公里，而西周王室军事主力东八师（成周八师）却驻扎在东都洛邑，用来防止商人反叛。更可怕的是，犬戎一次能派出数百辆战车与周人作战，文明水平、经济实力与西周根本不相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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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西周灭亡的原因又绝非易事，西周的大部分原始史料来自出土青铜器的铭文，青铜器的作用是祭祀祖先，让古人在祭祀的时候刻上自己的糗事，可能性是很小的。至于《史记》，甚至更晚的一些二手资料，只要稍加分析就知道太不靠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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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首先将西周灭亡归咎于周厉王。在《史记》的描述中，周厉王是一个贪婪的人，他骄奢淫逸，还不准别人说他坏话。人们在路上都不敢说话，只能互相对视以表达自己对周厉王的不满（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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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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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康之治后，依次有昭、穆、共、懿、孝、夷、厉七代周王，西周衰败自昭王始。成康之治时，周朝面对犬戎还处于攻势，但到周昭王时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了，周昭王本人死于征伐犬戎的路途上，王畿镐京的主力军队西六师也丧失殆尽。周穆王时期，犬戎已经从被动防守转为主动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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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西周对犬戎从攻势变为守势，王室也就难以维持在诸侯中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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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防止犬戎西犯，周穆王开始不断违背原则加强对西部诸侯的封赏。“恩惠换忠诚”本来就没有确定标准，赐予西部诸侯的土地又只能从王室渭河流域的土地中分割，赏赐的土地越多，后续赏赐的可能性就越小，王室自身经济基础也就越弱。从青铜铭文来看，周穆王为取悦西部诸侯所采取的行为已经超乎西周初年的想象：册封之礼，祭祀所用牛羊大约是西周初年的十至十五倍；西部诸侯的王妃也远远超出了应有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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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同样无法通过青铜铭文估计王室这种行为到底造成了多少恶果，不过我们可以进行一些比较。周公或成康时代，王室的赏赐都是成片的土地，这时赏赐被称为“土”；到了周穆王时期，青铜铭文中只记载王室赏赐小片土地，被称为“田”。现存出土文物中有一件“大克鼎”，大克鼎记载了厉王前期的一次赏赐，赏赐给诸侯七块“田”，而且都在边缘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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