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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着满大街广告，不管是什么都敢自吹“帝王奢华、至尊享受”，我真感觉可笑、可悲、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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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无知、无良广告所谓的“王”如果单纯指豪宅、香车、美女……那么我只能说：这只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臆想，与真正的“王”毫不沾边，字里行间流露的只有肤浅、粗糙、低劣和恶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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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王朝的每一个皇帝都可以自我标榜有“王德”，但是，我坚信只有西周统治者才真正相信天命悠悠！因为，在那个刚刚逃离蒙昧的时代，所有人都坚信自己的命运被上天掌握，王朝的命运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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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权力没有任何制约的西周，“王德”是封建统治者最后的底线。这种“王德”对天命的畏惧延续了周王朝近千年的生命，此后，无论春秋五霸如何强盛，都只能挟天子以令诸侯，再强的诸侯都必须获得王室认可。这一点，颇类似于西欧或者日本王位千年一系，绝不是“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强盗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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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遗憾，“王德”对人的约束不能用经济学理论解释，这一点颇类似于今天的行为经济学一明明知道捐赠对自己不利，还是有人心系天下。“王德”为一个社会提供了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如果每一个人都从心底信服“王德”，那么，就不会有人想去打破这个规则，每一个人的生存也就有了最后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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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试图打破这条底线的举动，都是全社会所不允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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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之后，西周终于到达了“成康之治”的巅峰，四十余年没有案件审理，人们生活在一片和睦之中（刑错四十余年不用，……民和睦，颂声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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丕显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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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周颂·执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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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毁掉了西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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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厉王推行“专利”，就是任用荣夷公从封王手里收缴山川林泽，或者让占用山川林泽的封王定期向王室纳税。“专利”不过是周厉王为挽救日渐衰亡的王室而从诸侯的碗中分一杯羹，如果王室真的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王权，最后被赶出京畿的就不是周厉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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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王朝灭亡之后的两千多年里，人们不断思索：若诚如孔子所言，西周是一个政治清明、道德高尚、制度合理的王朝，为何这样的王朝也会在历史长河中湮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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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如果没有外敌，那么西周王室很有可能成为千年一系的中华帝王家族，中华的历史可能会被完全改写。遗憾的是，历史不容假设，周王朝的西部有一个强大的异族——犬戎，这个民族的存在使得西周依靠“王德”维持统治的愿望注定要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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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与犬戎的边界在今天“常武一彬县”一线，距离西周王畿镐京只有一百二十公里，而西周王室军事主力东八师（成周八师）却驻扎在东都洛邑，用来防止商人反叛。更可怕的是，犬戎一次能派出数百辆战车与周人作战，文明水平、经济实力与西周根本不相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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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西周灭亡的原因又绝非易事，西周的大部分原始史料来自出土青铜器的铭文，青铜器的作用是祭祀祖先，让古人在祭祀的时候刻上自己的糗事，可能性是很小的。至于《史记》，甚至更晚的一些二手资料，只要稍加分析就知道太不靠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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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首先将西周灭亡归咎于周厉王。在《史记》的描述中，周厉王是一个贪婪的人，他骄奢淫逸，还不准别人说他坏话。人们在路上都不敢说话，只能互相对视以表达自己对周厉王的不满（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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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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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康之治后，依次有昭、穆、共、懿、孝、夷、厉七代周王，西周衰败自昭王始。成康之治时，周朝面对犬戎还处于攻势，但到周昭王时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了，周昭王本人死于征伐犬戎的路途上，王畿镐京的主力军队西六师也丧失殆尽。周穆王时期，犬戎已经从被动防守转为主动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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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西周对犬戎从攻势变为守势，王室也就难以维持在诸侯中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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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防止犬戎西犯，周穆王开始不断违背原则加强对西部诸侯的封赏。“恩惠换忠诚”本来就没有确定标准，赐予西部诸侯的土地又只能从王室渭河流域的土地中分割，赏赐的土地越多，后续赏赐的可能性就越小，王室自身经济基础也就越弱。从青铜铭文来看，周穆王为取悦西部诸侯所采取的行为已经超乎西周初年的想象：册封之礼，祭祀所用牛羊大约是西周初年的十至十五倍；西部诸侯的王妃也远远超出了应有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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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同样无法通过青铜铭文估计王室这种行为到底造成了多少恶果，不过我们可以进行一些比较。周公或成康时代，王室的赏赐都是成片的土地，这时赏赐被称为“土”；到了周穆王时期，青铜铭文中只记载王室赏赐小片土地，被称为“田”。现存出土文物中有一件“大克鼎”，大克鼎记载了厉王前期的一次赏赐，赏赐给诸侯七块“田”，而且都在边缘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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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周穆王时代王室已经一蹶不振，王室已经拿不出像样的封土了，周穆王只能提高对西部诸侯的特殊礼遇。在重礼的西周，这既是对其他封臣的不公平，也是王室自己在败坏“王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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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诗经》记录下另一个恶果：既然王室带头打破规矩，其他人还有什么不能做的呢？君臣无义（乱之又生，君子信谗）、父子不亲（天之生我，我辰安在）、夫妻无情（将安将乐，弃予如遗）、兄弟无序（终鲜兄弟，维予与女）、朋友无信（朋友已谮，不胥以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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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子、夫妻、兄弟、朋友，都是人最应该珍视的关系，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兄弟、朋友，甚至父母、伴侣都不放在眼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每个人都如此，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如果一个社会里人们只信金钱，如何能指望君王、诸侯甚至普通人可以“明德”、可以“保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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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之所以大骂周厉王，原因还在于周厉王推行了“专利”制度。其实，西周铭文甚至后世典籍始终都没说清楚究竟周厉王的“专利”是个什么东西，只是说他“专山林川泽之利”。周厉王很可能把诸侯的山林川泽收归国有（自己所有），凡是在山上砍柴的、打猎的都要向王室纳税。看起来，周厉王敛财是确定无疑的，所以，司马迁认为此人是一个暴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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