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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质和石质工具无法支撑一个家庭对抗自然，这种情况下以家族为单位生存是必然的选择。在集体生存模式下，家族得以延续才是最幸福的事情，所以，在海外学者的先秦史研究中，西周、春秋也被称作“血族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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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族时代，一宗、一姓、一族连生存都困难，包括国王在内，大家都不可能有过多特殊待遇。王对百姓，要讲“王德”、讲“仁义”；百姓对国王，要讲“信义”、讲“忠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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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钱的西周，“信”、“忠”才是血族时代的幸福观。所谓“信”是对普通人而言，人们不能食言而肥，不能互相欺诈，如果一个人可以欺骗他的同类，当然也可以欺骗上天。基于对上天惩罚的恐惧，“信”才成为最基本的行为准则，这种不为今人所理解的“一言九鼎”其实是当时的常态。至于“忠”，不是大家要向谁效忠，而是家族之长要忠于家族、国家之君要忠于国人（上思利民，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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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周王室虽然孱弱、虽然经常被诸侯戏弄、虽然根本就没有金钱，但除了粗鄙的野蛮人——秦人，没有哪个诸侯敢对王室动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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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是一个高山为谷、深谷为陵的时代，魏国率先发明了鼓风炉，铁器成为制造农具的主要材料。铁器的出现，使得人们以家庭为单位生存。正是这个原因才有各诸侯变法——变家族生产为家庭生产。战国末期，中国终于出现了土地私有制，《史记》记载，长平之战的主角赵括的父亲赵奢曾去自己的农地上视察耕种，此后，便是商鞅变法“废井田、开阡陌”，把公田分给敢于砍别人脑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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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人类生产单位从家族走向家庭是一个进步，离开家族的束缚，单一的人才能有更多作为，嬴政的做法却让事情完全变了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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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钱的秦朝，只有秦始皇才有幸福：荼毒天下之肝脑、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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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六国后，嬴政只活了十年（公元前220～前210年），十年五次出巡，平均每次出巡时间为一年。高兴的时候，就赏赐沿途百姓一点“布币”；不高兴的时候，就杀人全家。巡幸到赵国故都邯郸的时候，嬴政将幼年时代难为过他的人全部坑杀。每次出巡，嬴政必立石刻昭彰自己的功绩，现所有石刻均已被毁，唯有三十二篇文本存于《史记》，无一不昭示这个独夫民贼妄图唯我独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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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东到大海，西涉流沙。南及北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莫不臣服。秦德昭昭，秦威烈烈。恩德所至，泽及牛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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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琅琊石刻（秦相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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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对这些奉承到让人肉麻的石刻给出了一个简练而中肯的评价：鸣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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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哪个时代，都有人活得很光彩，有人活得很艰难。我相信，没有人想生活得艰难，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所以，大家才拼命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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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赚钱”这个理想很正常，这在西方经济学中被称为“理性人”。西方经济学最大的特征就是有一堆非常不靠谱的假设，“理性人”就是最基本的公理性假设之一，意思是说，每个人都能精准地判断自己的得失，然后根据能否赚钱作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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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学只是把“理性人”作为一种假设，这并不是现实。我们不是计算机，不可能每件事都斤斤计较，比如扶起跌倒老人之前不可能预见到自己被讹诈……这位嬴政，愣是把两千年后西方经济学的假设变成了秦朝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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嬴政缔造的秦朝，最幸福的是嬴政，其次是他手底下那帮封建官僚；皇帝最光彩，大官有大光彩，小官有小光彩；国人，不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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嬴政的光彩又是怎么得来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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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只求有利，不求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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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广大秦朝人民都成了“理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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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商鞅开始，秦人就彻底抛弃了“王德”，凡事只要能获得利益，就算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也要去做。大家可能还记得，前文提过公叔痤临终前曾求过商鞅；为秦相后，商鞅以“故国之情”为由邀请魏国公子冇赴宴，结果在宴会上俘虏了公子冇。此后，秦国干的事情根本就拿不上台面：以王后之尊色诱犬戎酋长，后诈杀之；嬴政囚禁生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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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能取胜，什么法子都用，诸侯名将能以金钱收买的就收买，收买不到的就离间，实在离间不了就派人暗杀……好歹吕不韦讨伐六国还找个理由，嬴政统一中国的道路上却充满了肮脏，不讲丝毫道义，有的只是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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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劣的手段，怎么可能得到高尚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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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国统一后，秦人“告奸”成风，有时甚至会编造邻里罪名，为赏金不惜让邻居全家送命。据《汉书》记载，按照秦朝的法令，儿子成人后必须与父母分家，否则全家受罚；于是，贫穷的父母会让身体强壮的儿子先成家，让体弱的儿子入赘寡妇之家，或者逼迫他们去行商。要知道，入赘、行商，在秦朝是要先被征发服劳役的，那都是送命的活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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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贫穷的父母不认儿子，所有人都以有富贵亲戚为荣（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太史公司马迁慨叹，秦人除了追求“人生在世，势位富贵”，大概再也没有别的想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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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成功的路径，人们往往会模仿；同样，成功者的心态人们也会模仿，毕竟成功是每个人都期望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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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成功的人，是嬴政；秦朝人无论多么恨嬴政，他们始终对嬴政的这种生活有着些许艳羡：嬴政唯我独尊，于是，每一个秦人也都这么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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