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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包括吕雉在内的所有人来说，未来都是一片模糊，所以大家只能按照相对公平的方法平均田地。这种混沌初开的情况在经济学上被称为“模糊面纱”，在“模糊面纱”条件下，利益集团不可能剥夺普通人的财富，一旦打破平衡，任何利益集团都可能被称为剥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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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辖内的庶人，吕雉知道人民安居乐业才是大权一统的根本；但是每次看到刘邦留下来的同姓王，就如同刘邦看到当年的异姓王一样，这些人让吕雉距离至高无上的皇权同样很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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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田政策执行了十年后，帝国的财富开始增长，吕雉一定觉得自己可以下手了。和刘邦一样，她最初对付同姓王的法子也是改变币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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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后二年①，吕雉下令禁止民间铸荚钱，由朝廷统一铸“八铢钱”，八铢钱模仿秦半两，在货币史上被称为“本秦钱”。吕后规定，荚钱此后在帝国境内不得流通，最要紧的是，诸侯向朝廷纳贡时要缴纳八铢钱。政策的目标是禁止诸侯用荚钱忽悠自己，这样朝廷的收益比较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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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法是好的，结果是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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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荚钱、缴八铢钱，这是一笔很大的支出，诸侯自然很不情愿。吕雉VS同姓王＝八铢钱VS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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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很遗憾，关键时刻，匈奴再次拜访汉帝国边境。平时，匈奴只是隔三差五出来抢劫，吕后三年（公元前185年）却“零售改批发”，直接派兵占领了汉帝国的阿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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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后可以隐忍匈奴单于对自己的侮辱，却不能坐视帝国领土被侵蚀。因为一旦获得一个稳固的根据地，匈奴骑兵便会一步步纵深进入中原腹地。是年，汉帝国出兵云中，后攻阿阳，一打就是一年，吕雉完全没有精力推行她的货币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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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匈奴于国门之外，必须有强盛的经济；建设强盛的经济，必须不能有大的战事，让国人能够休养生息。对吕雉来说，这完全是一个悖论。与我们在这里纸上谈兵不同，吕雉必须用实践解决这个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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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雉给出的答案是：战争经费全部来源于货币减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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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后三年末，官方铸币从“八铢”改为“五分”。所谓“五分”是“二铢四系”，相当于八铢钱的四分之一多一点，货币贬值接近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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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后五年（公元前183年），匈奴主力终于退回了大漠。吕雉喘了一口气，第二次动手收拾同姓王，是年，再次下令禁止“铸伪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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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雉实在是一个很不幸的女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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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后五年，帝国又发生了一件大事：南部边境的象、桂林、南海三郡拥立一个叫赵佗的地方官为“南越武帝”。可怜北部边境尚未肃清，又要远征南越，那可是一个瘴气满山、气候暑湿的地方，比对付匈奴一点都不少花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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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后只好拿出老办法，继续让货币减重。据史书记载，吕后五年，吕雉将铜、锡合铸的“五分钱”改为铜、铅、铁合铸。铅和铁要比锡重很多，铸币含铜量急剧下滑。这个时期出土的文物则证明，实际情况比史书记载还要差很多，铸币的重量已经从“三铢钱”变为“一铢钱”，为官方铸币标准八铢钱的三十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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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内货币贬值三十倍，如此铸币减重，钱还是钱吗？但是，汉帝国经济没有因为通胀而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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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吕雉坚守住了自己的底线：边疆战事最紧张的时候，仍旧维持对小农“十五税一”的政策。所以，这位女强人才穷到不得不实行货币通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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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民生来说，“高税收”、“高通胀”是两难选择，帝国出现危机的时候只能择其一。农耕时代，最主要的财富生产手段是种地，普通人对货币的需求量远低于诸侯和封建官僚。大通胀给帝国经济带来的伤害，更多是对工商业和封建统治阶级，对农人而言，如此低的税收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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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国第一位女主与民生息、轻徭薄赋，然而历史并没有给这位女强人以良机，甚至没有给她足够的时间。刚刚得到土地的农民还未能生产足够的财富，建立一个强盛的帝国仍需要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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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铸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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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在自己地盘上大搞各种“减税、劝农”运动，连刘恒自己都亲自跑到地里种庄稼，诸侯如果先落了下风，那皇帝干脆也不用“削藩”了。出于“削藩”的危机感，更出于获得优势经济的动机，诸侯对振兴封国经济的渴盼远甚于皇帝刘恒，很多成绩也是汉郡所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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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80年，吕雉薨，南诏国随即自去帝号。也是这一年，刘恒登基称帝，是为汉文帝。自此，中国开始了长达五十年的“文景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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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很多人如是说：汉文帝、汉景帝代表了封建中央集权，是地主阶级先进生产力的象征；同姓王搞独立王国，是落后生产力的代表，是腐朽落后势力；“文景之治”中，先进的汉景帝打倒了落后的同姓王吴王刘濞，是先进力量战胜落后势力，具有历史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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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这种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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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从来没有绝对的“先进”，也没有绝对的“落后”，所有的“先进”、“落后”都是从今人口中折射出来的。如果刘恒不是当了皇帝，那么他也是诸侯之一，怎么可能因为当了皇帝就突然变得“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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