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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方结论：国富与民强，国富必须优于民强。民富就会产生豪强，人的贪心是无止境的，他们聚众闹事，最后社会上就会奸邪之徒众多（今放民于权利，罢盐铁以资暴强，遂其贪心，众邪群聚，私门成党，则强御日以不制，而并兼之徒奸形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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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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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又是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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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是大司农桑弘羊代表国家，贤良文学代表百姓，桑弘羊不让贤良文学“先富起来”，这些人当然不会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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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良文学提出了四个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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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鄙儒”一问桑公：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商鞅峭法长利，秦人民不聊生，于国于民有何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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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鄙儒”二问桑公：盐铁、均输、平准确实为国家积蓄了大量钱财，你可知上府下求之县，县又求之乡，乡安取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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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鄙儒”三问桑公：汉文帝在位，国家何曾看重这些浮利，又何曾私藏畜牧，不过有了富裕的居民才有了富强的汉帝国；今天帝国有了盐铁之利，何曾看到一丝国富民强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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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鄙儒”四问桑公：田地还是那些田地，矿产还是那些矿产，百姓还是那些百姓，怎么可能矿产、土地归朝廷官吏就能多生产百倍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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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不过是在自己家垒个墙头藏住自己的财富，天下就是皇帝藏住财富的院落，民富则国必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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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鄙儒”继续对桑弘羊展开人身攻击：桑公终日夸夸其谈，就是你这些歪理在逼迫底层官吏，就是你搞得百姓家中毫无余财、役力老母日夜哭泣、怨女终日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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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方结论：民富国才强，皇帝不能以猜忌、怀疑甚至嫉妒的态度对待自己国民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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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铁论战的最后，贤良文学把矛头指向了辩论发起者、自己的后台——霍光。“鄙儒”认为霍光只推举自己的关系当官：老爹一旦当了官，儿子就横行街市；老公一旦当了官，所有人都痛恨他老婆飞扬跋扈。这些“鄙儒”给了霍光一个相当到位的总结：无周公之德而有其富，无管仲之功而有其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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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良文学的激烈言辞引起了霍光的注意（大将军常仇之），盐铁论战被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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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铁论战发生在汉武帝颁布《轮台罪己诏》之后八年，为了确定帝国施政方针，御史大夫和贤良文学展开了这场为期半年的“盐铁论战”。为记录这场论战，桓宽写下《盐铁论》，全书共六十篇，思想之深邃丝毫不逊于当代货币学派代表人物弗里德曼，足以批判当代西方经济学奠基之作《就业、货币与利息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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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宽没有就任何一个辩题作出判断或者评价，也许他想说的内容都融汇在辩论中了；也许他相信，悠悠千载，洗尽铅华，当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也有人说，盐铁论战不可能有如此详细的记录，全书都是作者杜撰，《盐铁论》更类似一本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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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史实还是小说，《盐铁论》都是中国封建王朝经济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其中滋味，读者当自有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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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紧缩是好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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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家垄断了煮盐、采矿、冶铁、运输、酿酒等几乎所有创新行业，投资土地就是最安全、最保值、最有效的渠道。相对而言，最简单的产业创新都需要一点一滴地积累，吸纳货币也就需要相对较长的时间；土地是高价值资产，吸纳货币的速度、能力都远高于创新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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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贤良文学已经把桑弘羊驳斥得体无完肤，但是这些在野人士根本没有可能撼动官家豪强。现在，具备掌控官僚集团能力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帝国的实际统治者——皇帝。面对如此沉疴，西汉末年的历代皇帝也一定试图挽救危亡，毕竟，帝国是一家一姓之天下，鱼死网破对大家都没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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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死后，汉昭帝、汉宣帝一直都在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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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往往认为，封建皇权最黑暗、剥削最残酷的时候，就会激化社会矛盾，引发反抗，最后，这个黑暗的封建王朝就会灭亡。我想告诉大家：封建皇权的灭亡，不可能从最坏开始，更不可能在最坏的时候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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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恰相反，一个王朝的覆灭，往往是从试图逐渐变好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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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坏的封建统治者只能播撒仇恨的种子，相对宽松的统治环境才能让种子发芽、开花、结果。比如，在汉武帝刘彻鼎盛时期，别说造反，就算封疆大吏想成为富人也绝无可能。此后，汉武帝末年以及昭、宣两朝，又恰恰是统治者试图变好的时期。尤其是汉宣帝刘询，他甚至宣布自己不再修建陵墓，只在汉武帝陵墓边上选择了一个宫人的陵寝作为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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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基之前，刘询只是一个被废黜的皇族，在这位平民皇帝眼中，豪强因为有钱才能强抢农人土地，农人才变成流民。直觉告诉他，没有货币，就不会有土地兼并。汉宣帝刘询于是想到了一个新的方法：帝国将不再铸造新的货币，任由原有货币在流通中逐渐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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