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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州士族石崇的家里有个厕所，墙上挂着曼妙的轻纱，纱笼之下站立着身挂香囊的美女。客人起身如厕，还以为进了内宅女眷的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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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崇曾与琅琊王氏斗富，琅琊王恺用麦芽糖刷锅，石崇就用蜡烛做饭；王恺用花椒面泥房子，石崇就用赤石脂作涂料；王恺府邸门口的一条路，四十里外仍有绸缎作帷幕，石崇就把自家门口五十里的道路围成了锦绣长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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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恺请人吃饭，每每都有素女伴笛，笛声稍微跑调，王恺就把女侍杀掉；石崇请人吃饭，就让美人劝酒，有人恶作剧连续三次没有喝酒，石崇就连续杀掉了三个美人，没喝酒的人还自我解嘲“彼杀自家人，关我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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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崇不过是五品散骑常侍，只是一个低级士族，他的财富甚至不是来自祖辈积累，而是来自在自己的地盘上（荆州）私建收费站，对过往行人收取过路费。最后，石崇被斩杀于洛阳东市，临死的时候石崇感叹：这些人杀我，还不是为了我的钱（奴辈利吾家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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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刑者反问石崇：既然知道钱财的害处，为何不早早散去（知财致害，何不早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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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炫富这个问题，我只想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希望初窥财富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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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初期，俄国有一位名垂千古的作家叫列夫·托尔斯泰，他的血管里流淌着俄国贵族的血液，属于那种富得有点离谱的“高富帅”。这位“高富帅”的日常起居却与农奴一样，头戴草帽、穿着树皮鞋和农奴一起在田野里耕作。晚年，托尔斯泰把庄园分送农奴，并宣布放弃所有作品的版权，人们可以自由出版他的著作，他自己则孤身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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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11月6日凌晨5点，流浪到阿斯塔波瓦小镇的列夫·托尔斯泰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人们闻讯而来，有沙皇特使、省长、高级军官，也有很多贫民，面对所有人，托尔斯泰最后的遗言是：世界上有这么多受苦的人，为何你们只想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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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长眠的地方环绕着古老的橡树，墓上没有任何文字。童年时，托尔斯泰常常随大哥尼古拉来这里玩，此地曾经有一个传说：这片土地之下埋藏着一根神奇的魔杖，谁能找到它，就可以知道人类怎样得到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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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根魔杖就埋藏在无字墓碑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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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夫·托尔斯泰是一个真正的富者，他就是那根魔杖，历史会永远铭记他；对历史的看客，石崇炫富不过是一场闹剧；而今天的炫富者，他们很快就会被浮躁的媒体遗忘。也许，在炫富者眼中所谓“富”就代表着名表、名车、豪宅，代表着挥金如土、花天酒地，代表着对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这不是“富”，而是暴发户的浅薄与无知，只有极度自卑的人才会试图获取那些更加无知人群的艳羡。其实，财富从来都没有罪恶。这个世界上若没有富人，又怎么会有创造财富的动力？西晋社会最恶劣的逻辑是：在晋代士族高门的把持下，绝大部分人不但没有财富，甚至无论如何辛勤劳动都不能获得财富，所以，炫富才会显得如此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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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崇的故事证明：在任何时代炫富都不会有好下场，无论古今。如果有人想继续炫富或正在炫富，请参考石崇的遗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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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炎的绝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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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兴起的小农经济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市场。相反，如果财富仅仅集中于士族高门，购买力也就必然集中于一小撮人，这样的社会结构除了能造就奢侈品市场，普通行业能兴盛才真的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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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灭孙吴的时候，曹魏“屯田制”已经在中原大地上消失了几十年，财富日益集中于士族高门，屯田客再次沦为部曲。绝大部分人没有购买力，曹操时代刚刚复苏的造船业、手工业、商业也就失去了市场。失去产业创新的时代，土地是最佳的投资渠道，西汉末年土地兼并的故事，马上就要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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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幸运，司马炎看到了问题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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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不幸，司马炎虽然贵为皇帝，却束手无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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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建立的晋朝，士族官位都来自门阀，他们从来不买皇帝的面子：他们有自己的封地、自己的奴婢，甚至有自己的军队，还经常骂皇帝是“桓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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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样一群不靠谱的人，司马炎肯定也认真思考过如何遏制士族，又如何保住锦绣江山。卖官远远消耗不掉士族的财富，只有彻底断掉士族财富的根源——土地，皇帝才能真正君临天下、乾纲独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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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司马炎终于使出了自己的绝招——“占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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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田制”规定：如果有部曲愿意脱离士族高门，每个部曲可以在皇帝那里得到七十亩土地，士族不得阻拦；另外，士族高门要逐步把土地还给皇帝，官居一品的士族最高只能占田五十顷，占田数量按品秩依次递减。为吸引部曲离开士族，司马炎恢复了三十税一的税收制度。作为代价，占田的农民要为国家承担兵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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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税一的低税率保证了足够的农民从士族高门流向皇族，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全国民户只有二百四十五万户，太康三年（公元282年）已达到三百七十七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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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苏的小农经济也再次展现了中华民族创造财富的能力，据干宝的《晋纪》记载：晋武帝时期，每个村落里都是牛羊遍野，有吃不完的粮食在田野中晾晒，出远门的人们可以在存粮的草棚中吃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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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也有人把司马炎初政时期称为“太康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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