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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胡人入关一发不可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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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年间，士族当政又给了游牧民族以机会，既然无法建立天下一统的皇权，自然也就不可能集中全国力量抗击胡人入侵。西晋统治者对付外敌的办法颇有曹操风范——不断派杀手暗杀游牧部落首领，游牧民族各部落为争夺首领位置内耗不断，也算是以最小的成本为中原争取了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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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达十六年的“八王之乱”给了游牧民族以发展的时间，远遁大漠的南匈奴单于刘渊第一次在中原腹地建立了游牧民族政权——后汉。刘渊幼年时曾在西晋当人质，当政期间汉化程度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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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游牧民族的传统，部族首领要负责全部族人的福利，要定期给大家发粮、发钱、发奢侈品（瓷器和茶叶）。刘渊既然要仿效汉人建立封建中央集权制，也就必然要抛弃原始的氏族制。最终，刘渊丧失了对南匈奴部落的统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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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民族统治者没有统治定居人民的经验，他们可以很容易地实现征服，却无法建立有效的统治；要想统治中原臣民就必须模仿汉制，汉制又无法控制本族这个强大的军事集合体。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只有清朝曾经解决了统治结构“二元化”的问题，把曾经骁勇的八旗铁骑变成了提笼架鸟的八旗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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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来检视中原大地与游牧民族较量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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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权的秦帝国→封建中央集权→蒙恬北拒匈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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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初年“无为而治”→和亲、被匈奴勒索→放任民间私铸货币、小农经济兴盛、“文景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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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巩固封建中央集权→盐铁官营、统一铸币、经济衰败→匈奴分裂、霍去病祭贝加尔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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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初年裁撤绝大部分官僚→坞堡兴起、中央集权衰败、私铸盛行、工商业兴盛→西羌侵扰内地→坞堡无法抵抗→天下大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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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屯田→小农经济兴盛→收服乌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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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士族兴盛→士族皇族内耗、八王之乱→五胡乱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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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循环中，我看到了一条无比清晰的运动轨迹：封建集权→货币官铸→击溃异族→经济衰退。集权必然导致强势封建集权，也就一定能集中全国资源对抗游牧民族，强势帝王又怎么可能容忍游牧民族在自己的地盘上闲庭信步？只不过，强势的封建集权一定要靠封建官僚才能实现，借此，封建官僚壮大，小农经济在短暂辉煌之后又会陷入长久的沉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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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此一堑，帝国又必然转向另一种统治模式：封建分权→货币私铸→经济兴盛→异族入侵→丧失半壁江山！分权必然伴随着封建统治者的衰落，既然封建统治者无法干预经济，经济也就获得了成长空间。只不过，封建集权衰败的同时，一定会为游牧民族入侵留出空间，中原大地可能陷入长久的战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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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惊讶于历史的相似，这也不是中国历史独有的怪圈，而是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只不过，东方游牧民族的形象是倏忽而来的骏马，西方海盗的形象是船桅杆上的骷髅旗。上古时代，发达的爱琴文明是典型的分权社会，结果，希腊城邦制国家为罗马铁骑所毁灭；古罗马也建立了原始民主制度，结果，罗马帝国被日耳曼雇佣兵击溃；法兰克王国几乎所有国王都为四处流窜的北欧海盗感到烦恼。从此，欧洲进入了黑暗的中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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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模式是“集权—分权—集权”，汉祚得以延续几千年；西欧的模式则是“分权—集权—分权”，西欧不断变更着主导民族，雅典人、罗马人早就在历史的长河中消失得无影无踪，曾经煊赫一时的日耳曼人则在城堡里龟缩了几个世纪不敢出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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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权、经济衰败、民族延续，分权、经济兴盛、亡国亡族，根本无法判断历史逻辑的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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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失之间，我只见到了历史老人狡黠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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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东晋有大、中、小三种货币，大的叫“比轮”，中的叫“四文”，小的叫“沈郎钱”。所谓“比轮”，名字很是形象，就是说钱如同车轮一般大小，实际上就是孙吴的大泉当千。由于广州一带铜价偏高，东晋时代，绝大部分比轮都卖到南方去了。至于“四文”，历代从来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楚究竟是何种钱币。小货币则指沈郎钱。遗憾的是，历代钱币大师也没有告诉我们沈郎钱的形制，现代考古学对此也存在争论。相传，沈郎钱最初为吴兴大族沈氏代表人物沈充所铸，但没有确切证据。东晋墓葬中确实有一种重0.1～0.9克的“五铢”，如果这种五铢就是所谓的沈郎钱，那么，沈郎钱应该是一种减重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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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部金融史：透过金融读懂三千年 第八章 南朝金粉（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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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遗憾，至高无上的皇权和封建官僚取代了士族高门，西汉年间“皇权—封建官僚—小农”的社会框架终于在南朝定型。于是，我们也看到了一群比士族高门更加寡廉鲜耻、聚敛无度的强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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