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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计算台城军队，仅集结在建康附近的勤王之师就达二十多万。危亡之际，梁武帝一直引为柱石的封建官僚居然作壁上观：邵陵王萧纶、东扬州刺史萧大连、南兖州刺史萧会理、司州刺史柳仲礼、西豫州刺史裴之高、高州刺史李迁仕等，这些人不但不出兵，反而在城外大发战争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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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景总计包围建康一百三十多天，当地百姓早被屠戮殆尽，叛军在无法获得给养的情况下，居然靠勤王之师接济粮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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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王之师对侯景开出了天价：一斛粮食要几十万钱，据说当时交易已经不再数钱，而是数一数有多少装钱的车（交易者以车载钱，不复计数）。至于建康城内，被围时间既长，城中粮食耗尽，人们吃光了城里的麻雀和老鼠，一斛粮食价格高达八十万钱，一条狗也要二十万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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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景本是一个顽劣不堪的乡里流氓，军事上的成功丝毫不能掩饰其品行的下流和卑劣。建康城破，这群暴徒不但焚烧了文德殿珍藏的历代典籍，还想到许多变态的方法屠杀士族：驱赶高门子弟服劳役，死掉的人被直接埋入城墙；破城后把士族子弟下半身埋在土中，以军马践踏上半身，死者两千余人；将士族高门妻女发配给奴隶为妻，或尽入军营……逃出建康城的士族“填委沟壑，不可胜纪”；没有逃出来的人，只能关上家门、穿好衣服、兜里揣着珍宝金钱，听天由命（衣罗绮、怀金玉，交相枕藉，待命听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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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此一难，江南士族几乎被屠戮殆尽：谢安是曾经指挥淝水之战的人物，子孙谢贞死在乞讨的路上；吴兴沈氏曾经“沈郎青钱满鹿城”，侯景之乱后，一名男婴要靠父辈所有人供养才得以延续香火……数百年长盛不衰的江南士族终于彻底走向了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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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宝二年（公元551年），侯景兵败被杀，荆州刺史萧绎在江陵称帝，即梁元帝。称帝当年，梁元帝就开炉铸造新币，史称“当十大钱”，一枚大钱可以当十枚铁钱用，等于公开承认货币贬值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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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通胀再现江南，萧梁王朝终于走到了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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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逝去的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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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自己已经有权、有势、有财，有权、有势、有财又不用靠皇帝，士族高门能自觉地将文化价值的理性孕育于治国活动，社会也由此获得了稳定的根基。权力制衡的本质就在于各种竞争势力之间形成妥协，不让一个人独占天下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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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至刘宋，中原大地四百年间再无官方铸币记载，这并不奇怪。四百年间，士族高门大鸣大放地私铸货币，搞出了一批又一批伪劣残次品：沈郎钱、女钱、青钱……尽管这些私铸货币又轻又破，但这是战国之后中国货币制度的又一次内生演进。士族高门之间的竞争保证了货币多元化，根本就没有人能靠铸币聚敛天下财富。所以，董卓的无字小钱被人痛骂了几千年，却从无人指摘士族私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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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并非不想禁止士族高门私铸，只是士族高门在地方上有自己的地盘，在朝堂之上靠祖荫为官，甚至有自己的军队，根本就不会仰皇权鼻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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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代史籍中，士族高门看起来又是一群非常不靠谱的人：喜欢酒后裸奔的刘伶、想念鲈鱼美味就挂冠而去的陆生、连公文都不认识却官至极品的啸父……故纸堆之外，我还想再跟大家提提另外一些湮灭已久的士族高门，也许他们才代表士族高门真正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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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末年，五胡乱华，如果仅从经济角度考虑，投降、保存经济实力并与异族政权合作无疑是最优选择。但除了南渡的士族，更多士族高门选择了坚守坞堡，当繁华已成焦土，这些人孤军抗敌，希望能靠一己之力在“长安一洛阳”一线延续汉族血脉，最后，身陷虏廷却杖节不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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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有一批对中华文明作出卓越贡献的人，封建权力无法泯灭他们的功勋，画家顾恺之，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这些人都是第一流的士族高门。很遗憾，历代史籍在有意无意间忽略了这个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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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尘封的故纸堆从来就没有士族高门的容身之处，因为他们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可以称为贵族（aristocrat）的人。贵族代表的精神，恰恰是皇权最为讨厌的东西——超越经济利益，追求独立、责任和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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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士族高门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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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要解决另一个问题：什么才是士族高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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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史籍中，士族高门曾有很多名字：世族、豪族、势族、冠族、大族、右族、旧族、甲族、望族、茂族、华族、高门、著姓、华阀、阀阅、门阀……这些名字只传递了两个信息——“权”和“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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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又有钱，就一定是士族高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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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官的有钱人”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另有一个专有称谓，叫“士族”。“士族”之“士”传承于东周，是列国贵族门下的客卿，战国则专指知识分子，也是上大夫的代称。秦灭六国后，贵族从未风流云散，十几年后他们重出江湖成为抗秦战争的中坚，比如西楚霸王项羽。西汉年间，这群人是为数不多掌握文字的人，理所当然成为帝国的官僚，毕竟在中国古代，读书和做官从来就是不可分的。这批人既不同于西汉帝国创建时期的军功地主，又不同于汉武帝之后在民间横行霸道的地方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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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士族”，必自战国起就累世为官，以儒术传承家室。唐朝曾修《宰相世袭表》追溯士族世系，只有其中的“柳芳二十六姓”才能称得上“士族高门”。当然，以“九品中正制”为基础的士族体制断绝了社会阶层流动，令士族占据了绝大多数社会财富，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寄生性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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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族，就一定是坏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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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时代、不同情况，关于一个事物、一个现象、一个群体的判断标准也是不同的。“士庶天隔”确实非常反动，但它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曾经真正制约皇权的群体。鉴于自己已经有权、有势、有财，有权、有势、有财又不用靠皇帝，士族高门能自觉地将文化价值的理性孕育于治国活动，社会由此也获得了稳定的根基。权力制衡的本质就在于各种竞争势力之间形成妥协，不让一个人独占天下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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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士族高门之间的斗争比较理性，不会出现社会财富大规模毁灭，东汉、三国、魏晋历代亡国之君也都得以保命。东晋更是历代王朝中幼主最多、皇权最为孱弱的时代，却又是皇位最稳定的王朝之一。东晋从来不缺乏可以主宰皇帝命运的士族高门，沈充、周札、王导、庚亮、邢鉴、谢安、谢玄乃至桓温这些人虽然都手握重兵，却没有一个可能取而代之成为新的皇帝。因为，所有士族高门都不希望出现一个威胁群体利益的强势皇权。同是琅琊王氏，王敦造反却不可能得到王导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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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选择的方向有时令人无比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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