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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逝去的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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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自己已经有权、有势、有财，有权、有势、有财又不用靠皇帝，士族高门能自觉地将文化价值的理性孕育于治国活动，社会也由此获得了稳定的根基。权力制衡的本质就在于各种竞争势力之间形成妥协，不让一个人独占天下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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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至刘宋，中原大地四百年间再无官方铸币记载，这并不奇怪。四百年间，士族高门大鸣大放地私铸货币，搞出了一批又一批伪劣残次品：沈郎钱、女钱、青钱……尽管这些私铸货币又轻又破，但这是战国之后中国货币制度的又一次内生演进。士族高门之间的竞争保证了货币多元化，根本就没有人能靠铸币聚敛天下财富。所以，董卓的无字小钱被人痛骂了几千年，却从无人指摘士族私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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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并非不想禁止士族高门私铸，只是士族高门在地方上有自己的地盘，在朝堂之上靠祖荫为官，甚至有自己的军队，根本就不会仰皇权鼻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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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代史籍中，士族高门看起来又是一群非常不靠谱的人：喜欢酒后裸奔的刘伶、想念鲈鱼美味就挂冠而去的陆生、连公文都不认识却官至极品的啸父……故纸堆之外，我还想再跟大家提提另外一些湮灭已久的士族高门，也许他们才代表士族高门真正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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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末年，五胡乱华，如果仅从经济角度考虑，投降、保存经济实力并与异族政权合作无疑是最优选择。但除了南渡的士族，更多士族高门选择了坚守坞堡，当繁华已成焦土，这些人孤军抗敌，希望能靠一己之力在“长安一洛阳”一线延续汉族血脉，最后，身陷虏廷却杖节不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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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有一批对中华文明作出卓越贡献的人，封建权力无法泯灭他们的功勋，画家顾恺之，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这些人都是第一流的士族高门。很遗憾，历代史籍在有意无意间忽略了这个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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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尘封的故纸堆从来就没有士族高门的容身之处，因为他们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可以称为贵族（aristocrat）的人。贵族代表的精神，恰恰是皇权最为讨厌的东西——超越经济利益，追求独立、责任和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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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士族高门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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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要解决另一个问题：什么才是士族高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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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史籍中，士族高门曾有很多名字：世族、豪族、势族、冠族、大族、右族、旧族、甲族、望族、茂族、华族、高门、著姓、华阀、阀阅、门阀……这些名字只传递了两个信息——“权”和“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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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又有钱，就一定是士族高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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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官的有钱人”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另有一个专有称谓，叫“士族”。“士族”之“士”传承于东周，是列国贵族门下的客卿，战国则专指知识分子，也是上大夫的代称。秦灭六国后，贵族从未风流云散，十几年后他们重出江湖成为抗秦战争的中坚，比如西楚霸王项羽。西汉年间，这群人是为数不多掌握文字的人，理所当然成为帝国的官僚，毕竟在中国古代，读书和做官从来就是不可分的。这批人既不同于西汉帝国创建时期的军功地主，又不同于汉武帝之后在民间横行霸道的地方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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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士族”，必自战国起就累世为官，以儒术传承家室。唐朝曾修《宰相世袭表》追溯士族世系，只有其中的“柳芳二十六姓”才能称得上“士族高门”。当然，以“九品中正制”为基础的士族体制断绝了社会阶层流动，令士族占据了绝大多数社会财富，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寄生性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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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族，就一定是坏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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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时代、不同情况，关于一个事物、一个现象、一个群体的判断标准也是不同的。“士庶天隔”确实非常反动，但它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曾经真正制约皇权的群体。鉴于自己已经有权、有势、有财，有权、有势、有财又不用靠皇帝，士族高门能自觉地将文化价值的理性孕育于治国活动，社会由此也获得了稳定的根基。权力制衡的本质就在于各种竞争势力之间形成妥协，不让一个人独占天下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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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士族高门之间的斗争比较理性，不会出现社会财富大规模毁灭，东汉、三国、魏晋历代亡国之君也都得以保命。东晋更是历代王朝中幼主最多、皇权最为孱弱的时代，却又是皇位最稳定的王朝之一。东晋从来不缺乏可以主宰皇帝命运的士族高门，沈充、周札、王导、庚亮、邢鉴、谢安、谢玄乃至桓温这些人虽然都手握重兵，却没有一个可能取而代之成为新的皇帝。因为，所有士族高门都不希望出现一个威胁群体利益的强势皇权。同是琅琊王氏，王敦造反却不可能得到王导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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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选择的方向有时令人无比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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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道理也可以反过来说，皇帝对士族高门都无能为力，士族高门自己就更不可能形成绝对权威，一旦面对骁勇的游牧民族就会束手无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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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年间西羌搞得天下大乱，晋代却要同时面对匈奴、鲜卑、羯、羌、氐五胡。西晋耍阴谋、搞暗杀那一套只能遏制异族一时，最后还是被赶到了江南；东晋不是没有能征善战的骁将，桓温在前面北伐，士族高门却在后方断其粮草，正如前燕谋臣申胤说：“桓温看似声势浩大，却必定无功而返，东晋的朝臣根本没有人希望他得胜。这些人一定会在后方掣肘，让他功败垂成（以温今日声势，似能有为，然在吾观之，必无成功。何则？晋之朝臣未必皆与之同心，故温之得志，众所不愿也，必将乖阻，以败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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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士族高门无法整合力量对抗外敌，在危亡之际选择一个强势人物统一权力就具备了相当的合理性。前凉、前秦等不过几群土匪，就已经把东晋折腾得鸡飞狗跳；东晋末年，北魏则已经统一了北方，汲汲然全面汉化，俨然以华夏正统自居，更绝非一般杀人放火的土匪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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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如此强大的外敌，桓温被迫起用由流民组成的北府兵。对付外敌之余，北府兵也要当个官、发点财，这是很正常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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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个看似正常的想法拉开了士族高门衰亡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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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宋开国皇帝刘裕就是靠北府兵崛起的“匹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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