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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族，就一定是坏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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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时代、不同情况，关于一个事物、一个现象、一个群体的判断标准也是不同的。“士庶天隔”确实非常反动，但它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曾经真正制约皇权的群体。鉴于自己已经有权、有势、有财，有权、有势、有财又不用靠皇帝，士族高门能自觉地将文化价值的理性孕育于治国活动，社会由此也获得了稳定的根基。权力制衡的本质就在于各种竞争势力之间形成妥协，不让一个人独占天下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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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士族高门之间的斗争比较理性，不会出现社会财富大规模毁灭，东汉、三国、魏晋历代亡国之君也都得以保命。东晋更是历代王朝中幼主最多、皇权最为孱弱的时代，却又是皇位最稳定的王朝之一。东晋从来不缺乏可以主宰皇帝命运的士族高门，沈充、周札、王导、庚亮、邢鉴、谢安、谢玄乃至桓温这些人虽然都手握重兵，却没有一个可能取而代之成为新的皇帝。因为，所有士族高门都不希望出现一个威胁群体利益的强势皇权。同是琅琊王氏，王敦造反却不可能得到王导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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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选择的方向有时令人无比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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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道理也可以反过来说，皇帝对士族高门都无能为力，士族高门自己就更不可能形成绝对权威，一旦面对骁勇的游牧民族就会束手无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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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年间西羌搞得天下大乱，晋代却要同时面对匈奴、鲜卑、羯、羌、氐五胡。西晋耍阴谋、搞暗杀那一套只能遏制异族一时，最后还是被赶到了江南；东晋不是没有能征善战的骁将，桓温在前面北伐，士族高门却在后方断其粮草，正如前燕谋臣申胤说：“桓温看似声势浩大，却必定无功而返，东晋的朝臣根本没有人希望他得胜。这些人一定会在后方掣肘，让他功败垂成（以温今日声势，似能有为，然在吾观之，必无成功。何则？晋之朝臣未必皆与之同心，故温之得志，众所不愿也，必将乖阻，以败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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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士族高门无法整合力量对抗外敌，在危亡之际选择一个强势人物统一权力就具备了相当的合理性。前凉、前秦等不过几群土匪，就已经把东晋折腾得鸡飞狗跳；东晋末年，北魏则已经统一了北方，汲汲然全面汉化，俨然以华夏正统自居，更绝非一般杀人放火的土匪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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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如此强大的外敌，桓温被迫起用由流民组成的北府兵。对付外敌之余，北府兵也要当个官、发点财，这是很正常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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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个看似正常的想法拉开了士族高门衰亡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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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宋开国皇帝刘裕就是靠北府兵崛起的“匹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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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齐开国皇帝依靠三齐流民才得以称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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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梁开国皇帝萧衍则以秦雍流民为根基起兵灭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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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朝开国皇帝陈霸先本人就是地地道道的土匪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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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莽英雄确实有可能在军事上消灭所有对手，不过，要想成为真正的皇帝还必须建立控制帝国的制度。只靠武力不靠制度的人不是皇帝，是土匪，宋、齐、梁、陈四代皇帝确实只是土匪，不是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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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眼里，士族高门不但不让出财富，还经常与皇帝叫板，致使东晋“王纲弛紊，朝权国命，递归台辅，君道虽存，主威久谢”。既然如此，就要选出一批新人——同样出身于草莽的寒门素族，也就是封建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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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门素族，就一定是好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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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大家都有钱、有权，封建官僚却有着与士族高门截然不同的财富获取逻辑。坞堡历经数百年风霜，士族高门虽然没有直接创造财富，但确保门阀的历程同样要面对强者的竞争，必须不停创造、积累；流民依靠武力起家，需要迅速获得财富，当然不会选择创造，既然有这么多社会财富存量，抢来就是了。刘宋一朝，无论官家铸币还是信贷，都是皇族和封建官僚掠夺财富的利器，官商更是垄断了南朝所有赚钱的行业，民间经济遭到一次空前洗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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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官僚必须彻底打破现有社会财富分配格局才能达到目的，他们不需要妥协，对毁灭社会财富也毫无顾忌。靠当官发财的本质从来都是重新分配社会财富存量，只要抢劫财富的成本低于创造财富，封建官僚就一定会选择抢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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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二史札记》这样评价南朝皇帝：“至宋、齐、梁、陈诸君，则无论贤否，皆威福自己，不肯假权于大臣。”疑天下而欲专天下之心，昭然若揭！结果，刘宋皇帝抢红了眼，连自己的父亲、叔父、兄弟、子侄都一并杀掉，顺带抢劫了所有的封疆大吏。在封建官僚洗劫了民间财富之后，皇族再次洗劫整个统治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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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室和封建官僚本是皇权的根基，南朝皇帝不按规矩出牌，也就失去了统治的根基。于是，刘宋、萧齐、萧梁、陈朝交替命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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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中国曾在封建集权和封建分权之间犹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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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遗憾，至高无上的皇权和封建官僚取代了士族高门，西汉年间“皇权—封建官僚—小农”的社会框架终于在南朝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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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应该怎样评判这种变化，很遗憾，我无法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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