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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605年，杨广成为大隋帝国第二任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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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年仅三十五岁的年轻皇帝亲自起草了自己的即位诏书。这是中国历史上极其罕见的一篇政论文，在短短几千字之内说明了帝国的政体、施政纲领等重大问题，也留下了诸多名言警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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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这篇诏书开宗明义地阐明了“君权神授”的根基，“君权神授”的基础是皇帝要承担天下的责任，不是为所欲为。皇帝是上天在人间的代表（天生烝民，为之置君），皇帝的使命是治理和养育天下，不是盘剥天下，皇帝必须“每以子民为念，非天下以奉一人，乃一人以主天下”。正是因为君权神授，皇帝的职责才在于以天下为己任，有利益要分给天下人，有黑锅要自己一个人背（万方有罪，责在朕躬），皇帝一定要每天反省自己、警惕自己，权力绝不可乱用（所以寤寐增叹，而夕惕载怀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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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隋炀帝说明，自己要大力发展工商业，尤其是商业。只有商业才能甄别人才优劣，实现人尽其才。只有每一个最普通的人都赚到应赚的每一枚铜钱，天下才能真正富足（争朝夕之利，游手为事，竞锥力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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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遗憾，尘封的故纸堆只知暴戾的隋炀帝，却极少为后人提及文采飞扬的文人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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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诏书之外，我确实也不能再告诉大家隋炀帝究竟做了什么。因为，大业初年，隋炀帝其实什么都没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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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即位诏书中隋炀帝已经言明，帝国经济大厦应该建立在每一个普通人追求财富的基础上，封建统治者与其惶惶奔命管理经济，还不如放任自流。因为，衙门怎么可能比每一个人更了解自己，又如何会看重“锥力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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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无论做什么都是错的，一个官人会扼杀一批人发财的梦想，一个衙门会卡住一个行业。无数次市场交易就是无数次买卖双方博弈，市场一定会选择出质优价廉的商品，而创新则在其中点滴积累，最后形成质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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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为而治”的情况下，隋帝国的科技水平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巅峰。隋朝三十八年间，共出版了八百六十九部自然科技图书，是唐朝三百年出版的所有科技图书数量的一倍！修建于大业年间的赵州桥是世界上第一座敞肩拱桥，一千四百年来历经无数次灾难却依然耸立，美国土木工程学会称其为“国际土木工程历史上的里程碑”。此外，还有铁镬、瓷器、水转浑天仪、水漏器、活动城市与防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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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郡、会稽、余杭、东扬等郡“珍异所聚”、“商贾并凑”；洛阳四百余家店，“重楼延阁，互相临映，招致商旅，珍奇山积”；蜀郡“水陆所凑，货殖所萃，盖一都会”；丹阳“人物本盛”、“市崖列肆，跨于二京”；南郡、襄阳“皆为重镇，四方凑会”、“人物殷阜”、“实一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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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遗憾，隋炀帝也要面对来自游牧民族的边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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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的时候，边患已经从北部转移到西域。所谓“西域”，就是青海以西，生活在这里的游牧民族面对广阔的大草原，强项是放牧骑马，提高生活水平全靠外出抢劫。隋文帝平定了东突厥，此后一直对西域采取守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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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炀帝登基时，西突厥已经统一了“龟兹、铁勒、伊吾及西域诸胡”，吐谷浑则兼并了氐、羌诸族，并“分领羌胡之国”。大业初年，西突厥和吐谷浑俨然已经具备了与帝国分庭抗礼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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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以来，中原与游牧民族已经混战了几个世纪，战争是双方最常见的交流方式，谁的力量更强，谁就能捞到便宜。除了个把头脑清醒的皇帝，中原皇室对待游牧民族的态度一律是：你是野蛮人，堂堂上国之邦绝不会和你合作！游牧民族的态度则更坚决：既然换不到粮食和锦帛，我就派人去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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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炀帝属于为数不多头脑清醒的皇帝，他想到了一个非常别致的方法对付西突厥和吐谷浑。游牧民族远非铁板一块，只要能离间各个部落，使之不能形成统一的力量，游牧民族就无法祸乱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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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炀帝的具体措施就是国际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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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贸易理论中，有一个基本概念叫“比较优势”。意思是各国在生产不同产品时有不同优势，各国可以只生产自己的优势产品，然后以自己的优势产品交换别人的优势产品。如此，所有国家都能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全世界人民的生活水平都会因此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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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道理听起来是没错的，实际上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比如，某大国认为，发展中国家有劳动力优势，适合卖苦力；它有科技优势，适合制造计算机芯片。然后，这个超级大国就忽悠落后国家对它放开了市场，却对落后国家封锁所有先进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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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比较优势”，是换了马甲的土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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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国际贸易中，大隋帝国就是那个换了马甲的土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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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当代国际贸易理论，大隋帝国的比较优势在于生产瓷器、漆器、丝绸和粮食；游牧民族似乎没有什么优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养了几头牛、几匹马、几只羊，不远万里送到中原，却发现换回的粮食还是不够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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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民族很生气，于是想到了自己另一种比较优势——抢劫。隋炀帝要游牧民族放弃这种具有暴力性质的比较优势，也就只能别出心裁。为分化西突厥和吐谷浑，隋炀帝有选择地对西域二十一国放开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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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单靠市场，任何一个西域部落都不可能在这种国际贸易中捞到实惠，大隋帝国只能对来做贸易的胡商给予补贴，甚至以低于成本价的价格对这些客商出售商品。大家也可以将之理解为，游牧民族来中原做生意的时候，享受了大隋帝国的超国民待遇。比如，西域客商来到都城长安的时候，无论在哪个客栈、酒肆都不需要花钱，也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在官府拿到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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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有损大隋帝国经济利益的国际贸易中，获得贸易特许权的西域诸国可以源源不断地得到隋朝的好处。既然已经获得了好处，这些部落也就必然切断了和西突厥、吐谷浑的往来。游牧民族化整为零，也就失去了挑战大隋帝国的实力，正如当时朝廷重臣裴矩所言：“诸蕃既从，浑、厥可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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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业五年（公元609年）秋，隋军攻破吐谷浑，生俘王公贵族两百余人，建立河源四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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