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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以来，中原与游牧民族已经混战了几个世纪，战争是双方最常见的交流方式，谁的力量更强，谁就能捞到便宜。除了个把头脑清醒的皇帝，中原皇室对待游牧民族的态度一律是：你是野蛮人，堂堂上国之邦绝不会和你合作！游牧民族的态度则更坚决：既然换不到粮食和锦帛，我就派人去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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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炀帝属于为数不多头脑清醒的皇帝，他想到了一个非常别致的方法对付西突厥和吐谷浑。游牧民族远非铁板一块，只要能离间各个部落，使之不能形成统一的力量，游牧民族就无法祸乱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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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炀帝的具体措施就是国际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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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贸易理论中，有一个基本概念叫“比较优势”。意思是各国在生产不同产品时有不同优势，各国可以只生产自己的优势产品，然后以自己的优势产品交换别人的优势产品。如此，所有国家都能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全世界人民的生活水平都会因此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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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道理听起来是没错的，实际上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比如，某大国认为，发展中国家有劳动力优势，适合卖苦力；它有科技优势，适合制造计算机芯片。然后，这个超级大国就忽悠落后国家对它放开了市场，却对落后国家封锁所有先进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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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比较优势”，是换了马甲的土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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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国际贸易中，大隋帝国就是那个换了马甲的土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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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当代国际贸易理论，大隋帝国的比较优势在于生产瓷器、漆器、丝绸和粮食；游牧民族似乎没有什么优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养了几头牛、几匹马、几只羊，不远万里送到中原，却发现换回的粮食还是不够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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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民族很生气，于是想到了自己另一种比较优势——抢劫。隋炀帝要游牧民族放弃这种具有暴力性质的比较优势，也就只能别出心裁。为分化西突厥和吐谷浑，隋炀帝有选择地对西域二十一国放开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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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单靠市场，任何一个西域部落都不可能在这种国际贸易中捞到实惠，大隋帝国只能对来做贸易的胡商给予补贴，甚至以低于成本价的价格对这些客商出售商品。大家也可以将之理解为，游牧民族来中原做生意的时候，享受了大隋帝国的超国民待遇。比如，西域客商来到都城长安的时候，无论在哪个客栈、酒肆都不需要花钱，也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在官府拿到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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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有损大隋帝国经济利益的国际贸易中，获得贸易特许权的西域诸国可以源源不断地得到隋朝的好处。既然已经获得了好处，这些部落也就必然切断了和西突厥、吐谷浑的往来。游牧民族化整为零，也就失去了挑战大隋帝国的实力，正如当时朝廷重臣裴矩所言：“诸蕃既从，浑、厥可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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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业五年（公元609年）秋，隋军攻破吐谷浑，生俘王公贵族两百余人，建立河源四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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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隋炀帝经略西域贸易的方式已经违反了市场规则，大隋帝国同时存在一个市场化的国内生产体系和官僚控制的国际贸易体系，这就为败亡埋下了严重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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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时的进口商品来讲，西域的商品集中于香料、珠宝、犀角等奢侈品，对普通人的福利毫无效用；从出口产品来看，又集中于粮食、丝绸、布匹等日用品，封建官僚自己不从事生产，货源当然是没本钱的买卖——税收，结果不仅不能刺激民间生产，反而会破坏国内市场秩序，加重黎民百姓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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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离谱的是，一旦封建官僚被允许经商，在利益驱使下这些人便会迅速把手伸向社会的每一个产业，甚至自行创造赢利机会挤压民间商业。在利益驱使下，封建官僚同样也会拿出自己的“聪明才智”，不断创新赚钱方法，这批人可是科举考试中被选拔出来的人中之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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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隋书·食货志》记载，隋炀帝有时别出心裁，要用某些特殊的商品向西域展示中华富足，比如野鸡尾巴上的毛。接到这个命令，各郡不但没有公布隋炀帝的命令，封建官僚反而借机悄悄收购彩色鸟羽，市场上的鸟毛早就被买空了。在限定时限仅剩一个月的时候，各郡几乎同时突然宣布这道征收鸟毛的命令，几乎全国的百姓都被逼去抓野鸡、抓白鹭（自己动手，这样比较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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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政要》记载，隋帝国在西京长安征集向西域河源郡运输粮食的驴子，封建官僚用同样的手段愣是把五百钱一头的驴子炒到一万钱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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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部金融史：透过金融读懂三千年 [:170345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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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道隋亡为此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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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商人从这条运河上获益更多。一条让江南获益更为巨大的运河，隋炀帝却选择完全在江北沿岸征调民夫和粮食，也就是说，这条河的成本基本上全部压在江北黎民身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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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封建官僚仅仅是业余时间炒作一下鸟毛和毛驴，大隋帝国并无必亡之理。错就错在大隋是一个强盛的帝国，隋炀帝有动机、有能力，更有财力干一些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比如，贯通京杭大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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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杭大运河，是我国历史上最具影响的巨型水利建设工程，是一条连通中国经济血脉的河流，为中国古代经济发展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以上种种，仅对后世而言。实际上，京杭大运河“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却“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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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手挖肩扛的时代，贯通京杭大运河这样的工程不但需要很多民工，还需要相当数量的封建官僚从事管理工作。一旦封建官僚的势力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帝国蒸蒸日上的经济进程也就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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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历史资料告诉我们，为修建京杭大运河，隋炀帝毫无节制地征发劳役，最终引爆了流民暴动，把大隋帝国引向了不归路。据《隋书》记载，大业四年（公元608年）开凿永济渠，沿线七郡七十九县，隋炀帝一共征调了三百六十万名民夫，加上后勤补给共计五百四十余万人，共有二百五十七万三千人永远消失在河道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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