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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炀帝以北方民力建设各项伟大的工程，虽然给了封建官僚捞钱的机会，但也给这些人造成了极高的机会成本，很多官僚因此被灭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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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每时每刻生活在恐惧之中，不如干脆反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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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业九年，隋炀帝亲征高丽，家中两代宰辅的杨玄感起兵谋反，这是隋朝第一次大规模内战。起兵的时候杨玄感的职责是河都运粮使，他利用手中的粮食在山东招买流民，首先发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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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迅速扑灭了叛军，杨玄感的首级也被传递到各郡警示诸官。单纯从这次战争看，隋炀帝是有能力控制局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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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遗憾，隋炀帝并未从中吸取教训，大业十年（公元614年），再次起兵征伐高丽，照样尽发北国之兵（成年男子）。对大隋帝国来说，大业十年又是一个非常不幸的年景：山东诸郡遭遇旱灾，郡县府库中的粮食虽然堆积如山，但官吏就是不肯开仓放粮。更有甚者，诸如负责赈济灾民的于仲文等官僚，居然将赈灾用的粮食拿到集市上卖了一个好价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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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民开始还能剥树皮为食，然后开始吃树叶，等到皮叶皆尽就只能吃观音土，最后就是“人相食”（是时百姓废业，屯集城堡，无以自给。然所在仓库犹充，吏莫肯拯救，由是益困。初皆剥树皮以食之，渐及于叶，皮叶皆尽，乃煮土或捣篙为末而食之。其后人乃相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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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大乱，不可遏止地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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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炀帝三征高丽的同时，李渊、刘武周、罗艺、薛举、李轨、梁师所统治的州郡，也是在修筑大运河和三征高丽中受损最多的郡县，纷纷在自己官长的带领下起兵反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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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陇士族利用流民的仇恨点燃了农民战争之火，拥兵自重的封建官僚则成为主导，隋末农民大起义也出现了一种从来没有、也再未产生的特征：叛军全部集中在长江以北，他们各自为战，不同的领袖却有统一的名称——“豪帅”，这些人原本是地方官吏，甚至是郡一级的刺史或封疆大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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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存亡之际，隋炀帝又出了一招昏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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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隋炀帝第三次北征高丽兵败。从雁门突围后，隋炀帝再也不愿意回到关陇士族的老巢——长安，而是选择了自己的龙兴之地江都。我们可以这样解释，在兵败辽东、身围雁门、烽烟遍地的情况下，隋炀帝不可能寄希望于没有势力基础、自己在位时仅有过数月盘桓的西京长安。无论是狐死首丘，还是图东山再起，心理上、政治上的因素都会促使他选择江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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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遗憾，现在看来，这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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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炀帝是大隋帝国的正统，起兵反隋的人不是关陇士族的骨干，叛军领袖绝大多数只不过是低级官僚。即使隋炀帝失败很多次，他也始终是正统皇帝；叛军只需要一次失败，就可能出现全局性崩溃。更重要的是，江南虽然商人势力发达，却不可能为隋炀帝提供强有力的军事力量支撑帝国平叛，隋炀帝手下最强势的“骁果军”本是为讨伐高丽建立的军队，无论士兵还是将领都来自长江以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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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炀帝的本意可能是南渡丹阳，仿效东晋保留江南半壁江山，以图东山再起。来自北方的将领和士兵可不这么想：江南虽然花好月圆，士兵的愿望却是回故乡与老母妻儿团聚，将领的理想则是杀回长安为自己拼得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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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笼络这些来自北国的士兵和将领，隋炀帝的谋臣为他出了一个馊主意：括江都人女寡妇以配从兵。也就是说，强令军中某个级别以上的军官娶江南女人为妻，这摆明了是想割据江南，永不再回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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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北士兵“久客羁旅，见帝无西意，谋欲叛归”也就在所难免了。公元618年，左屯卫将军宇文化及对“骁果军”造谣：皇帝听说你们想叛乱或者逃回江北，已经给你们准备了毒酒，鸩杀大家后，陛下将与江南人共享此地。随后，隋炀帝被叛军绞杀，南人大臣虞世基、袁充、来护儿、许善心尽皆罹难。中原大地再次陷入混战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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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隋之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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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炀帝推出了一系列相当不公平的区域政策，无论修建京杭大运河还是征伐高丽，都使江南获益而江北受损。江南商人是关陇士族最不能接受的一种势力，他们拥有土地、技术、金钱，不但人数众多而且靠创新吃饭，不可能任人宰割，也不可能被人奴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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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只存在了短短三十多年，在五千年中国历史中不过沧海一粟。不知大家是否思考过这么一个问题：一个三十多年的短命王朝，为何与三百年盛唐并称为“隋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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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大隋帝国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帝国之一，科举制缔造了相对清明的封建官僚制度，帝国在全境范围内再次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国家的统一也创造了巨大的市场，隋文帝、隋炀帝坚持执行了重商政策；除了最后几年，隋代国家富强、民众富裕，之前任何一个朝代都不能与之比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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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炀帝这个成长于江南的才子，试图在江南培育商人势力，以此对抗盘踞在“长安—洛阳”一带的关陇士族。由此，隋炀帝推出了一系列相当不公平的区域政策，无论修建京杭大运河还是征伐高丽，都使江南获益而江北受损。江南商人是关陇士族最不能接受的一种势力，他们拥有土地、技术、金钱，不但人数众多而且靠创新吃饭，不可能任人宰割，也不可能被人奴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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掠夺江北利益补贴江南之时，隋炀帝却又必须依靠江北的关陇士族，隋文帝辛苦压制的封建官僚势力再次渗透到社会每一个角落。关陇士族放大了隋炀帝政策的负面影响，三征高丽之后，“长安—洛阳”一带的江北百姓出现赤贫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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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炀帝对这种情况颇为警觉，试图以白钱破坏关陇士族的财富基础，进而开始使用“告缗令”一类的极端政策打击关陇士族。关陇士族本是隋朝统治的基础，隋炀帝把整个北方都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大隋帝国的瓤子终于烂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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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黎民百姓来说，苦难是具体的，父子携手共入江湖，艰辛历历在目；对黎民百姓来说，仇恨又是抽象的，他们甚至不知道其实关陇士族才是罪恶之手。关陇士族利用仇恨而不是正义点燃了隋末农民战争之火。当贫穷变成毋庸置疑的道德，普通人便会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暴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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