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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徵本是瓦岗军李密的谋士,瓦岗军败亡后魏徵降唐,居然自告奋勇去招降瓦岗寨残部;劝降未果,魏徵再为窦建德所俘,结果——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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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建德在武牢为李建成所破,魏徵为李建成所俘,结果——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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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成为李世民所杀,魏徵被俘,结果——投降(李世民如果败亡,估计魏徵一样能找到一个新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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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徵根本也不是什么宰相(仆射),贞观朝共任用二十三名宰相,二十三人之中马周、张亮、褚遂良、许敬宗都是魏徵的晚辈,轮了多少圈,就是没有轮到这个号称直犯龙颜的魏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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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魏徵直言敢谏,除了不许唐太宗喝酒吃肉玩女人,就是一些求饶的哀鸣:李世民你如果敢杀我,你就是历史上的昏君(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所以,李世民才说:“你们都觉得魏徵说话难听,我倒是觉得很中听,很好听(人言魏徵举动疏慢,我但觉妩媚,适为此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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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离谱的是,魏徵每次冒犯唐太宗后,居然都要记录下自己的言行,并编写了一本“魏徵语录”,专门收集他所谓的“直言”。魏徵死后,褚遂良把“魏徵语录”献给了李世民,李世民一怒之下毁掉了魏徵的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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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有这样的直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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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白了,魏徵不过是换了个花样拍马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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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件事:铸行开元通宝,用于放高利贷——官府放高利贷。唐太宗铸行的开元通宝确实成色很好,一千钱成本在九百钱左右。只不过,贞观朝开元通宝最主要的用途是用这种钱放贷款,即臭名昭著的“公廨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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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公廨钱”,就是官营高利贷,官府将钱借给黎民百姓,然后收取本息。公廨钱始于隋文帝杨坚,杨坚对公廨钱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只能用于为贫困的农人购买种子和度过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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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公廨钱,就算承贷者死亡、逃亡,本息也要由子孙偿还;如果没有子孙,就要由亲族旁系代偿;如果旁系亲属死亡殆尽,就由支族偿还;如果族人也没有,一定要当地的人代偿。用彭信威先生的评价,公廨钱就是“一人借债,全体人民有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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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正最后要还钱!百姓之利,以权夺之,形同猛火;以商夺之,摧之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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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但如此,李世民及其手下还对公廨钱进行了金融创新,官府不但可以对黎民百姓放款,大官也可以对小官放款——摆明了就是直接索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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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亲自修订了《今上实录》,《旧唐书》、《新唐书》当然不会对公廨钱造成的惨状过多描述。没有关系,北宋年间这个悲剧会重演,到时候我们再详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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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件事:三征高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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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年间,一小撮高丽好战分子越来越猖狂,不但扣住新罗、百济对唐朝的纳贡,不允许唐太宗收葬隋朝将士尸骨,还窝里反杀掉了亲唐的建武帝(高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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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隋朝经济之鼎盛,隋炀帝三征高丽尚且无功而返,何况疲敝的唐朝初年。果然,唐太宗三征高丽,结果:全败!唐军所失,千条万条,其实就一条,粮食不够(辽东仓储无几,士族寒冬,乃诏班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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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三征高丽,前后耗费了十几年时间,也耗尽了大唐帝国血脉。贞观末年,开元通宝已经在市面上消失了。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这位在史书上最伟大的帝王最后一次颁行讨伐高丽诏书,未及出师就溘然长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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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字碑上的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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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武则天,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先简要回顾汉武帝年间的盛衰循环,因为武则天当政期间的政策,完全是汉武帝政策的2.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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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末年,皇九子李治在争夺储位的斗争中成为唐高宗,太子李承乾被判充军,皇四子李泰被圈禁,皇三子李恪被处死。能在如此残酷的搏杀中胜出的人,绝不可能如史家所言“仁弱”,这同样是一位工于心计的帝王,他创造性地把货币改革与削弱关陇士族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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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即位之初,全国范围内恶钱盛行,物价更是一飞冲天。当然,铸造恶钱的人不可能是无权无势的黎民百姓,而是那些把持着朝廷要害的关陇士族。对皇权来说,关陇士族已经不再是朋友,而是阻挡皇帝唯我独尊的绊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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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登基六年,办了两件大事:货币改革、废黜出身关陇士族的王皇后。废黜王皇后与推行货币改革在同一年发生,并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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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第一件事,货币改革。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唐高宗下令皇室重新铸行开元通宝,各地官府必须以开元通宝收缴旧钱,比例为1∶5。开元通宝的重量实际上与隋五铢钱相仿,为三克;唐初恶钱在一克左右。这样的兑换比例,关陇士族会吃大亏的,不过是皇权以货币改革之名掠夺财富的伎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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