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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徵本是瓦岗军李密的谋士，瓦岗军败亡后魏徵降唐，居然自告奋勇去招降瓦岗寨残部；劝降未果，魏徵再为窦建德所俘，结果——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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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建德在武牢为李建成所破，魏徵为李建成所俘，结果——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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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成为李世民所杀，魏徵被俘，结果——投降（李世民如果败亡，估计魏徵一样能找到一个新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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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徵根本也不是什么宰相（仆射），贞观朝共任用二十三名宰相，二十三人之中马周、张亮、褚遂良、许敬宗都是魏徵的晚辈，轮了多少圈，就是没有轮到这个号称直犯龙颜的魏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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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魏徵直言敢谏，除了不许唐太宗喝酒吃肉玩女人，就是一些求饶的哀鸣：李世民你如果敢杀我，你就是历史上的昏君（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所以，李世民才说：“你们都觉得魏徵说话难听，我倒是觉得很中听，很好听（人言魏徵举动疏慢，我但觉妩媚，适为此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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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离谱的是，魏徵每次冒犯唐太宗后，居然都要记录下自己的言行，并编写了一本“魏徵语录”，专门收集他所谓的“直言”。魏徵死后，褚遂良把“魏徵语录”献给了李世民，李世民一怒之下毁掉了魏徵的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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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有这样的直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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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白了，魏徵不过是换了个花样拍马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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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件事：铸行开元通宝，用于放高利贷——官府放高利贷。唐太宗铸行的开元通宝确实成色很好，一千钱成本在九百钱左右。只不过，贞观朝开元通宝最主要的用途是用这种钱放贷款，即臭名昭著的“公廨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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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公廨钱”，就是官营高利贷，官府将钱借给黎民百姓，然后收取本息。公廨钱始于隋文帝杨坚，杨坚对公廨钱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只能用于为贫困的农人购买种子和度过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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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公廨钱，就算承贷者死亡、逃亡，本息也要由子孙偿还；如果没有子孙，就要由亲族旁系代偿；如果旁系亲属死亡殆尽，就由支族偿还；如果族人也没有，一定要当地的人代偿。用彭信威先生的评价，公廨钱就是“一人借债，全体人民有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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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正最后要还钱！百姓之利，以权夺之，形同猛火；以商夺之，摧之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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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但如此，李世民及其手下还对公廨钱进行了金融创新，官府不但可以对黎民百姓放款，大官也可以对小官放款——摆明了就是直接索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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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亲自修订了《今上实录》，《旧唐书》、《新唐书》当然不会对公廨钱造成的惨状过多描述。没有关系，北宋年间这个悲剧会重演，到时候我们再详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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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件事：三征高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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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年间，一小撮高丽好战分子越来越猖狂，不但扣住新罗、百济对唐朝的纳贡，不允许唐太宗收葬隋朝将士尸骨，还窝里反杀掉了亲唐的建武帝（高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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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隋朝经济之鼎盛，隋炀帝三征高丽尚且无功而返，何况疲敝的唐朝初年。果然，唐太宗三征高丽，结果：全败！唐军所失，千条万条，其实就一条，粮食不够（辽东仓储无几，士族寒冬，乃诏班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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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三征高丽，前后耗费了十几年时间，也耗尽了大唐帝国血脉。贞观末年，开元通宝已经在市面上消失了。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这位在史书上最伟大的帝王最后一次颁行讨伐高丽诏书，未及出师就溘然长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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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字碑上的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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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武则天，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先简要回顾汉武帝年间的盛衰循环，因为武则天当政期间的政策，完全是汉武帝政策的2.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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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末年，皇九子李治在争夺储位的斗争中成为唐高宗，太子李承乾被判充军，皇四子李泰被圈禁，皇三子李恪被处死。能在如此残酷的搏杀中胜出的人，绝不可能如史家所言“仁弱”，这同样是一位工于心计的帝王，他创造性地把货币改革与削弱关陇士族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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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即位之初，全国范围内恶钱盛行，物价更是一飞冲天。当然，铸造恶钱的人不可能是无权无势的黎民百姓，而是那些把持着朝廷要害的关陇士族。对皇权来说，关陇士族已经不再是朋友，而是阻挡皇帝唯我独尊的绊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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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登基六年，办了两件大事：货币改革、废黜出身关陇士族的王皇后。废黜王皇后与推行货币改革在同一年发生，并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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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第一件事，货币改革。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唐高宗下令皇室重新铸行开元通宝，各地官府必须以开元通宝收缴旧钱，比例为1∶5。开元通宝的重量实际上与隋五铢钱相仿，为三克；唐初恶钱在一克左右。这样的兑换比例，关陇士族会吃大亏的，不过是皇权以货币改革之名掠夺财富的伎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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