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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除罪金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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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武则天的施政方向悄然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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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乱之后，往往会有大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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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翻天覆地的乱世才能彻底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使得天下财富重新洗牌，大部分人也能获得一个相对公平的起点，这也是历代初年容易出现所谓“盛世”的最主要原因。当然，这种重新分配过程是以绝大多数财富毁灭为代价的，武则天手下的酷吏彻底摧毁了关陇士族的统治基础，而酷吏最后又为皇权所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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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之中，所有财富、所有规则、所有人才都毁于一旦，而社会进步最终必须以财富积累为基础，“乱世—盛世”循环只能在大乱之后满足人类最基本的生存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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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千万不要以为乱世是盛世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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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历元年（公元698年）开始，来俊臣、周兴、索元礼等酷吏先后被武则天诛杀。来俊臣被斩首后，人们纷纷冲上去“食其肉”，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人顷刻间变为齑粉。圣历二年（公元699年），武则天大赦自己临朝以来所有的“得罪者”，与李唐皇室关系较为疏远的一批官僚被释放并重新重用，其中就包括近几年来活跃在影视屏幕上的狄仁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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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历元年的诏书中，武则天开始强调“建国之本，必在于农”：三公九卿有了一个新的使命——各自认领洛阳附近的州县，督促地方官兴修水利、收容流民在洛阳附近就地安家，自愿安家的赐给土地、免除三年徭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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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确实没有找到武则天“均田”的记录，历代武则天的反对者也借此说所谓武则天晚年“重农”不过是一个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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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来俊臣等一批酷吏的审判案卷中，我找到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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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批酷吏在残酷打击李唐皇室势力的同时，也为自己置办了丰厚的家业。来俊臣被抄家的时候，仅在册的土地就有三万余顷，而这些土地只有一个去处——罚没入官，部曲、奴婢按百亩各安其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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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开革（开除）了这些酷吏，女皇已经毋需大规模授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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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元年（公元701年），全国民户从高宗年间的三百八十万户增加到六百多万户，很多田地被开垦，人们家中开始有了余粮（田畴垦辟，家有余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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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要说明的不是武则天如何授田，即使我们找到更多资料，也不过是证明她在步吕后的后尘。武则天最大的功绩并不在农业，而在振兴商业。她的父亲本是一个倒卖木材的商人，也是在这种家庭中，武则天了解了商人最怕的一件事——关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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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津，就是商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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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隋相传商税为“三十税一”，贩运货物的商人在一地缴纳商税之后，在全国各地的其他关津可以不再缴纳商税。自隋炀帝开始，全国共设六十六座关津，到武则天时为一百零六座。虽然隋炀帝也下诏执行“三十税一”的政策，但是，从那个时候起，各地封建官僚并不服从这个诏令，基本各自为政，关津都要雁过拔毛。例如，从江南贩卖来洛阳的粮食税率在总价的2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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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下诏，明确提出关津最大的作用是为官府养了很多懒人，不致力于劝课农桑（氓俗浇弊，浮惰者多），所以，必须禁绝关津税，让大雁翱翔时不再被迫停留，小鸟在自己的蜗居里不再被侵扰（解其襟带，欲使雁行靡拾，鹑居不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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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三年（公元703年），武则天批准了凤阁舍人崔融的《请不税关市疏》，废掉了内地关津税，仅留下了潼关等对外关津，关津基本定位为征收对外贸易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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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辞藻华丽的奏疏中，崔融首先说明了商业的用处：商业让人们去追求最后一分之利，所以，市场上才会有琳琅满目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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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崔融列举了关津之弊：关津原为收缴商税，现在很多却已开始对过路的行人征收买路钱（不限工商，行人尽税），这是自古就有的路，是天下人的路，焉能为官家所独占（往古之时，淳朴未散，公田籍而不税，关防讥而不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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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崔融对武则天提出了警告。自古以来，所谓“关”是抵御外敌所用，绝不是抢劫国人的利器！关津只是雁过拔毛、羁押行商船只（纳税则检覆，检覆则迟留），我悠悠天朝，居然沦落敛财至此，悠悠千载，后人读史论事，我们还有何颜面（今若不论商人，通取诸色，……济济盛朝，自取嗤笑）？如果继续任由关津常年收取商税，那就是因为小利而放弃“无为而治”的圣王之道，最终必然因小失大（况浇风久扇，变法为难，徒欲禁末游、规小利，岂知失玄默、乱大伦）。市场本是天下人的牟利之地，只有不征税才能给无业游民以牟利之机，对市场征税会令人无处觅财，人们无处牟利必将引致天下大乱（市为聚人之地，税市则人散，税关则暴兴，暴兴则起异图，人散则怀不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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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融是对的，没有了关税、市税，黎民百姓开始为自己寻找每一枚铜钱。武周长安年间，洛阳、长安两市出现了很多奇奇怪怪的富人，他们从事着一些非常奇怪的产业，比如，掏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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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会本来是京城一个无业游民，后来开始为有钱人家掏厕所。罗会用自身行动证明，只要勤劳，掏粪工人也能致富发家！长安三年武则天免除所有商品关税，所有物品都可以买卖，当然也包括大粪（此前，大粪是不能买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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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罗会得以贩运大粪出城，将之卖给周边的农人。数年后，罗会从个人掏粪发展到几乎垄断了京城的所有公私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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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问他：“你现在已经如此富有，何必再干这恶臭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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