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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除罪金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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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武则天的施政方向悄然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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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乱之后,往往会有大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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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翻天覆地的乱世才能彻底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使得天下财富重新洗牌,大部分人也能获得一个相对公平的起点,这也是历代初年容易出现所谓“盛世”的最主要原因。当然,这种重新分配过程是以绝大多数财富毁灭为代价的,武则天手下的酷吏彻底摧毁了关陇士族的统治基础,而酷吏最后又为皇权所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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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之中,所有财富、所有规则、所有人才都毁于一旦,而社会进步最终必须以财富积累为基础,“乱世—盛世”循环只能在大乱之后满足人类最基本的生存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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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千万不要以为乱世是盛世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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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历元年(公元698年)开始,来俊臣、周兴、索元礼等酷吏先后被武则天诛杀。来俊臣被斩首后,人们纷纷冲上去“食其肉”,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人顷刻间变为齑粉。圣历二年(公元699年),武则天大赦自己临朝以来所有的“得罪者”,与李唐皇室关系较为疏远的一批官僚被释放并重新重用,其中就包括近几年来活跃在影视屏幕上的狄仁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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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历元年的诏书中,武则天开始强调“建国之本,必在于农”:三公九卿有了一个新的使命——各自认领洛阳附近的州县,督促地方官兴修水利、收容流民在洛阳附近就地安家,自愿安家的赐给土地、免除三年徭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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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确实没有找到武则天“均田”的记录,历代武则天的反对者也借此说所谓武则天晚年“重农”不过是一个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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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来俊臣等一批酷吏的审判案卷中,我找到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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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批酷吏在残酷打击李唐皇室势力的同时,也为自己置办了丰厚的家业。来俊臣被抄家的时候,仅在册的土地就有三万余顷,而这些土地只有一个去处——罚没入官,部曲、奴婢按百亩各安其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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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开革(开除)了这些酷吏,女皇已经毋需大规模授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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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元年(公元701年),全国民户从高宗年间的三百八十万户增加到六百多万户,很多田地被开垦,人们家中开始有了余粮(田畴垦辟,家有余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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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要说明的不是武则天如何授田,即使我们找到更多资料,也不过是证明她在步吕后的后尘。武则天最大的功绩并不在农业,而在振兴商业。她的父亲本是一个倒卖木材的商人,也是在这种家庭中,武则天了解了商人最怕的一件事——关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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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津,就是商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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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隋相传商税为“三十税一”,贩运货物的商人在一地缴纳商税之后,在全国各地的其他关津可以不再缴纳商税。自隋炀帝开始,全国共设六十六座关津,到武则天时为一百零六座。虽然隋炀帝也下诏执行“三十税一”的政策,但是,从那个时候起,各地封建官僚并不服从这个诏令,基本各自为政,关津都要雁过拔毛。例如,从江南贩卖来洛阳的粮食税率在总价的2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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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下诏,明确提出关津最大的作用是为官府养了很多懒人,不致力于劝课农桑(氓俗浇弊,浮惰者多),所以,必须禁绝关津税,让大雁翱翔时不再被迫停留,小鸟在自己的蜗居里不再被侵扰(解其襟带,欲使雁行靡拾,鹑居不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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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三年(公元703年),武则天批准了凤阁舍人崔融的《请不税关市疏》,废掉了内地关津税,仅留下了潼关等对外关津,关津基本定位为征收对外贸易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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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辞藻华丽的奏疏中,崔融首先说明了商业的用处:商业让人们去追求最后一分之利,所以,市场上才会有琳琅满目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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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崔融列举了关津之弊:关津原为收缴商税,现在很多却已开始对过路的行人征收买路钱(不限工商,行人尽税),这是自古就有的路,是天下人的路,焉能为官家所独占(往古之时,淳朴未散,公田籍而不税,关防讥而不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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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崔融对武则天提出了警告。自古以来,所谓“关”是抵御外敌所用,绝不是抢劫国人的利器!关津只是雁过拔毛、羁押行商船只(纳税则检覆,检覆则迟留),我悠悠天朝,居然沦落敛财至此,悠悠千载,后人读史论事,我们还有何颜面(今若不论商人,通取诸色,……济济盛朝,自取嗤笑)?如果继续任由关津常年收取商税,那就是因为小利而放弃“无为而治”的圣王之道,最终必然因小失大(况浇风久扇,变法为难,徒欲禁末游、规小利,岂知失玄默、乱大伦)。市场本是天下人的牟利之地,只有不征税才能给无业游民以牟利之机,对市场征税会令人无处觅财,人们无处牟利必将引致天下大乱(市为聚人之地,税市则人散,税关则暴兴,暴兴则起异图,人散则怀不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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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融是对的,没有了关税、市税,黎民百姓开始为自己寻找每一枚铜钱。武周长安年间,洛阳、长安两市出现了很多奇奇怪怪的富人,他们从事着一些非常奇怪的产业,比如,掏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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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会本来是京城一个无业游民,后来开始为有钱人家掏厕所。罗会用自身行动证明,只要勤劳,掏粪工人也能致富发家!长安三年武则天免除所有商品关税,所有物品都可以买卖,当然也包括大粪(此前,大粪是不能买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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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罗会得以贩运大粪出城,将之卖给周边的农人。数年后,罗会从个人掏粪发展到几乎垄断了京城的所有公私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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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问他:“你现在已经如此富有,何必再干这恶臭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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