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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初年，在以张说为首的封建官僚轮番炒作之下，大唐帝国的土地价格开始了一轮螺旋式飙升，即使贫瘠土地的价格也是武后年间沃壤价格的数倍。一批封建官僚却获得了“多田翁”、“地癖”一类的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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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应该还记得，大唐帝国立国之初，太宗李世民曾经按官职分配土地。在这个制度下，封建官僚本来就较普通人占有更多土地，现在土地价格飙升，有能力购买土地的人只剩下强势阶层，普通人已经买不起土地。这段话的另外一个意思是，随着土地价格飙升，普通人多少年、多少代辛苦积攒的财富瞬间化为乌有，终年辛苦劳作却始终不能得到安定，眼睁睁看着财富与自己无缘，最后只得或举家逃亡，或沦为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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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西方经济学如此解释这个过程：在市场中，价格判定优劣，没有能力购买的人自然会被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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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说法，看起来似乎是合理的。因为，西方经济学告诉我们，市场是最有效率的制度，只有放开价格，才能实现资源最优配置，才能让最有能力的人得到土地，才能真正增加社会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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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地价飙升是合理的，是市场选择的结果。这种解释其实也可以换一种说法：“吊丝”买不起房子只能怨自己没本事，只有有本事的人才能成为“高富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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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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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告诉大家：不是所有的竞争都一定提高生产效率，不是所有的竞争都一定会提高社会公众福利，更不是所有市场选择的结果都一定是好的！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竞争”（compete）还有“竞次”（race to the bottom），“竞争”是比谁更优秀，“竞次”是比谁更下贱、谁脸皮更厚、谁心更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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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和“竞次”也是有相同点的，那就是，两者都把市场作为工具，都通过市场实现利益分配和再分配。所有社会都存在市场，市场也都有“竞次”特征，只不过封建社会时的表现更为突出。马克思在描述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候提出，资本家对劳动力的剥削是有底线的：维持劳动力再生产，工人工资要足以维持自身和家庭生存。封建社会不存在这条底线，失去土地的流民只能压低自身劳动力的价格，甚至被迫损害生命，结果还是不能获得维持自身和家庭生存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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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竞相出卖自己，微薄的收入最后一定会突破马克思所谓的“剥削底线”，不要说购买土地，就连自己和家人的生存都难以为继。最后，人们只能卖身为奴，让自己从封建社会直接倒退回奴隶社会。所以，我们才在史籍中一次次见到“父子携手，共入江湖”的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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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曰“竞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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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汉武帝起，“竞次”就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无为而治”放开市场，强者就会掠夺弱者的生存资源。文景之治、光武中兴、太康之治、元嘉之治无不是“无为而治”，也无不遇到了这个死结。财富一旦集中于极少数人手中，绝大多数农人也就只能成为流民。一旦流民聚而不散，便是乱世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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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轮到唐玄宗，土地价格飙升——强势群体的财富呈几何级数增长，弱势群体彻底丧失积累财富的能力。朝堂之上玄宗自己坦言：现在封建官僚疯狂掠夺土地，天下贫人层出不穷，流民年复一年增加（猾吏侵渔，权豪并夺，故贫窭日遭，通逃岁增），如果不能解决土地兼并问题，流民将再次冲击中原大地，开元盛世的局面将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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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隋唐史》这样评价这段历史：“大地产的数量大量增加，其中许多为出身较低的官员所有，他们需要地产以稳定他们的经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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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限购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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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土地限购政策在唐史中被称为“检田括户”，是一剂完全违反玄宗“无为而治”治国精神的猛药，唐玄宗希望以皇权铁腕确保帝国在“耕者有其田”的轨道上运行。如此生猛的限购政策，是一定会往死里得罪封建官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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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时刻，终于有人对张说放任土地兼并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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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可笑，这个看不惯当朝宰相作为的人居然只是一个正八品的监察御史，也就是说，这个人只是一个主任科员。他就是被《旧唐书》列入奸臣行列的“开元第一聚敛之臣”——宇文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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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九年（公元721年）正月，面对天下黎民“既穷乃诈，犯禁相仍”的危局，宇文融上书玄宗要求改革。这封奏疏上奏之后，在玄宗的支持下，宇文融力排众议，开始推行史上最为严厉、最为彻底的限购令：自此之后，禁止一切土地买卖，无论有无户籍均不得再买卖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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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已经“顶风作案”买了农人土地的，无论什么价格，只要占田超出朝廷标准（太宗按官授田的标准），立即无条件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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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限购令配合，宇文融宣布赦免天下农人逃亡之罪。允许逃亡人口就地入籍，按唐初“均田令”重新向当地官衙领取土地，每丁授田五十亩、宅田五亩。逃亡的农人只要主动向官府自首，以六年为限免除所有税收、徭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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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分配土地的来源，则是从封建官僚、大地主手中抠出来的“籍外占田”。自此，封建官员不得占用任何“官职田”外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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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土地限购政策在唐史中被称为“检田括户”，是一剂完全违反玄宗“无为而治”治国精神的猛药，唐玄宗希望以皇权铁腕确保帝国在“耕者有其田”的轨道上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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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生猛的限购政策，是一定会往死里得罪封建官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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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里要说的是，宇文融确实是一个很圆融的人，在这场规模宏大的土地改革之初，他找到了自己坚定的同盟军：皇族、关陇士族和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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