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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财政方式对地方州县尤其边境产生了极大的干扰，坐在长安宫殿里的一帮刀笔吏怎么可能预见一年后的边事？而且，这项工作本身就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仅纸张一项户部度支司每年就要用掉五十万张，何况各道、府、县来长安沟通、运作让朝堂胥吏们“倍儿有面子”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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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在李林甫的主持下，大唐帝国颁布了著名的《长行旨》。自此，每年帝国中枢朝廷只对道、府、县核定一个税收总数、上缴总数，具体征税方法和地方留存的使用细节，中央朝廷不再过问。用《剑桥中国隋唐史》的评价：“这是一个巨大的创新，因为政府悄悄地放弃了要求税率和劳役以及财政管理实施细则全国统一的总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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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稳定货币，我们还要提到李林甫的一项不朽功勋，那就是整理、制定了完备的大唐法令。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李林甫终于入主中枢为相，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是着手整理、增补大唐帝国的法律——把封建官僚的权力关进笼子。三年后，李林甫共增补了七千零二十六条法律，修订了二千一百八十条法律，删除了一千三百二十四条法律。这是中国辛亥革命前最重要的一次法律修订（请注意，没有之一），主要法律条文一直沿用到清末，《大明律》、《大清律》都直接抄袭了本次修订的法律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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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重要的一部法律是长达三十卷的《唐六典》。所谓“六典”，专门针对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也就是说，《唐六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行政管理法”。李林甫想让封建官僚知道，办事情是要有点规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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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六典》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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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封建官僚办事，从来是不讲规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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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九龄反对李林甫，更反对这些所谓的“法律”，双方的矛盾终于在“杨万顷谋杀案”上爆发了，张九龄借此对李林甫发起了总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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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杨万顷谋杀案”的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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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万顷是李林甫手下的一个监察御史，这是一个铁腕检察官，在他的主持下，嶲州都督张审素因贪污被处斩。这个案子其实是个铁案，张审素不但贪污腐败，事发后还雇佣黑社会威胁杨万顷，确实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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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子的结果却颇为离奇，张审素被处斩后，张审素的两个儿子又把杨万顷给杀了，还扬言自己是为父报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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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已经无法考证张九龄和张审素的关系，我们只知道，张九龄为力保张审素两个儿子不死，曾经在唐玄宗面前咆哮。他提出了一条匪夷所思的理由：根据儒家“孝”的定义，张审素的儿子杀掉杨万顷是为父尽孝，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所以，这两个孩子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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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再平常不过的反贪污案，由此成为张九龄和李林甫角力的爆发点——都按《唐六典》来办事，哪还来的“倍儿有面子”？对这个案件，唐玄宗亲自作出了判决：国家设立法律的本意是制止杀戮，孝子之情诚然可敬，但无故杀人绝不可赦。最后，在唐玄宗亲自督办下，河南府才对杀人犯行杖杀之刑，张九龄的相位开始岌岌可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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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六典》成书当年，也就是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张九龄的学生严挺之贪污案发，把自己的恩师也牵连其中，张九龄很不光彩地丢掉了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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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部金融史：透过金融读懂三千年 [:170345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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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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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鉴》记载，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大唐帝国共有八百九十一万四千七百户农人，其中三百五十六万五千五百户已经丧失了土地，沦为“庄客”，也就是说，全国40％以上的人已经彻底失去了自己的土地。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篇，就是写于天宝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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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历元年（公元698年），伟大的女皇武则天在泰山之巅悄悄扔下除罪金简。自此，大唐帝国有了一个甲子的太平岁月，数代人积累终于缔造了“开元盛世”。公元742年，唐玄宗改元“天宝”，取“绿波清浪，物华天宝，驾重洛阳”之义。“天宝”年号共计使用了十四年，十四年间大唐帝国从大治转向大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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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在边境起兵，“开元盛世”毁于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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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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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不生于乱，而常生于治之时；危不起于危，而常起于安之日。“开元盛世”当然不是毁于安史之乱的兵灾，一个强盛的帝国根本就不可能被一个异族野心家突发奇想式的叛乱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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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鉴》不太精确地总结了天宝年间唐玄宗的所作所为：好谀、好兵、好色，无所不至！之所以说不太精确，是因为所谓“好兵”、“好谀”、“好色”都不过是催化剂，玄宗登基以来，宇文融从来不曾触碰皇权，李林甫编纂的那些《唐六典》也是给封建官僚看的。中国封建社会，相权只是枝叶，皇权才是根本，既然树根已经朽坏了，纵然枝叶茂盛，树倒枝存，又有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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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之祸，最大的祸根在于唐玄宗自己丧失了道德操守，再也无力维持“开元限购令”。天宝年间，土地兼并的规模甚至已经超过了汉成帝、汉哀帝年间，亡秦之迹已然昭昭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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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是从《唐鉴》的总结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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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好谀。天宝年间，唐玄宗下令，把自己的生日改为大唐帝国的“千秋节”。每年这一天，全国臣民都要尽情庆祝。为了彰显自己的千秋功业，为了让自己有别于包括他的祖宗在内的所有皇帝，唐玄宗先后六次给自己加官进爵，最牛的一次居然自封为“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证道孝德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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