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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六年（公元747年），李林甫密告杨慎矜与术士往来，图谋恢复隋朝帝业（慎矜乃隋炀帝之玄孙也，与凶人往来，家有谶书，谋复祖业）。最后，杨慎矜在牢狱中死于酷刑，杨氏家族被灭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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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替杨慎矜的人叫王鉷，是李林甫一手栽培起来的副相，他成为第二个为唐玄宗敛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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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慎矜治下，虽然也能为玄宗提供一些钱，但皇帝的用度终究要从太府（国库）支取，也要履行相应手续，唐玄宗绝无可能由着性子乱花钱，更不可能任意给杨贵妃及其家族赏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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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唐玄宗认为这样很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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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理财专家王鉷很是明白事理，办事也很干脆。他直接从各地上缴的税收中截留了一部分，建立了“大盈库”——专供唐玄宗挥霍之用。每当唐玄宗追问“大盈库”钱财来源时，王鉷都对玄宗说：“请陛下放心使用，这些都不是来自国家赋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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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盈库”收入确实没有减少太府收入，太府收入早就另有进项。太府就是国库，王鉷扣住了国库收入，当然要对国库有所交代。从此，李林甫一手创立的“和籴”、“和雇”就变成害民于水火的恶政，也成为后世攻击李林甫的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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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籴”原本是帝国政府以高于市价的价格收购黎民百姓的粮食，王鉷居然将收购价格压到低于市价的三分之一，强行收购农户存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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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和雇”就更是离谱，本来“和雇”制度废除了徭役，但凡为朝廷修建工程的人都能得到一份工资。天宝年间，朝廷开始向普通农人征收“脚钱”，用途是确保支付“和雇”的银子，等于从贫苦人手中拿钱再分给贫苦人。至于这笔钱是不是真的能回到穷人手中，就只有天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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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还要求各地补偿运输过程中因受潮等原因遭到损坏的粮食和锦帛，由当地官衙向属地百姓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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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盈库”还有一些非正常敛财渠道，比如罚没。当时，帝国首都所在地是长安县和万年县，两县县尉（贾季邻和薛荣光）都是王鉷任用的人。在王鉷指使下，两位县尉最重要的日常工作是替富裕商人清点财产，有钱的商人会被扣上“谋反”的罪名，最后实施抄家——罚没所得全部归属“大盈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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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逃离长安，逃跑之前杨国忠曾建议毁掉“大盈库”中的数百亿铜钱，“大盈库”之丰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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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鉷的下场倒是跟他的前任杨慎矜一样。在李林甫与杨国忠的斗争中，杨国忠成功地把王鉷牵入一场“谋逆”案，王氏家族同样被灭族。有关部门（“有司”）在抄查家产的时候，发现这位“聚敛之臣”在全国广置田宅，仅清点土地名册就用去了几天时间；在王鉷家中有一口金玉砌成的水井，只要有人声传来，连通水井的喷泉就会自动喷出雨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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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杨慎矜相比，王鉷的敛财手段已经拿不上台面，几乎相当于大白天当街抢劫。不过，跟他的后任相比，这些敛财手段实在还是在理性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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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李林甫这位“朝野侧目”二十年的宰相病死，大唐帝国也失去了最后一位能总揽全局的铁腕人物。杨国忠成为第三个为唐玄宗敛财的人，此后的局面便彻底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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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忠，自幼不学无术，但是相貌俊美，杨贵妃进宫后，其与杨玉环二姐通奸，由此攀龙附凤。不过，此人也有一手绝技，就是计算钱财能丝毫不出错，据说在“大盈库”盘点中能按市价以“枚”为单位报出每个库房存货的折价。李林甫死后，杨国忠成为宰相，并兼领度支郎中等四十余个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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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寒门宰相很有抱负：我出身寒微，只不过因为攀上了女人的关系才飞黄腾达，毕竟不是有功于帝国的名臣宿将，所以，我有生之年不会去求取一个好名声，只求富贵、奢华，只要及时行乐（看起来，杨国忠还有几分自知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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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日暮途远，故倒行而逆施之”的宰相，根本没有统摄百官的强霸气度，专以聚敛为己任。杨国忠利用手中的权力，把手伸向了帝国每一个角落，甚至对外贸易（安禄山就是这么被逼反的，后文详述）。杨玉环入宫后两年，杨国忠自称家产三千万匹锦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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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忠作为一个封建官僚的后起之秀，要维持现有地位、扩充自己的财富，放开土地买卖是一种最符合个人理性的选择。在杨国忠主持下，天宝十一年，也就是李林甫刚刚去世那年，大唐帝国就下发了一道诏令——《禁官夺百姓口分永业田诏》。这道诏书的本质是承认土地私有买卖，即放弃“开元限购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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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封诏书中朝廷首先承认，天宝以来“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即使在限购政策下仍旧千方百计兼并土地、违法买卖百姓赖以为生的口分田，目前的状况已经是百姓“无处安置”。其后，诏令笔锋一转，提出了解决措施：贫富分化情有可原，所有已经完成的土地买卖，只要是用现钱来购买土地就是市场化行为，就应该是公平的、公正的。所以，以现钱购买的土地可以不遵守“开元限购令”，不需要罚没入官，只需要“更从宽典，务使弘通”；至于不是用现钱买来的土地，如果有人来索要，官家为其赎回“永业田”，如果没有人来索要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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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底，封建王朝所有的财富聚敛手段都是为了与黎民百姓争夺财富控制权。通常情况下，封建当权者抢劫财富有增加税收、铜钱减重等若干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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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让我来评价，那么，增加税收是最蠢的政策，谁都知道自己兜里的钱少了，最多也就是个“手中有招，心中无招”的境界；增发货币虽然是狠招，大家一时不会觉得钱少，但时间一长也就很难再糊弄人，不过也就是“手中无招，心中有招”的境界。唯独杨国忠这个不学无术的无赖，一手搞出来的《禁官夺百姓口分永业田诏》达到了抢劫的最高境界——土地兼并，颇有“手中无招，心中也无招”的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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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耕社会，土地是每一个人赖以为生的生产资料，而这种生产资料价格暴涨，会迅速扫尽社会底层几代人的财富积累。显然，玄宗在开元初年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开元限购令”才否认所有土地买卖的合法性，以极其强硬的方式稳定了小农从政府手中获得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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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财富分配规则变了，一切也就都变了。流民，可怕的流民，再一次出现在大唐帝国的疆域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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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赖于“开元盛世”的基础，天宝年间流民没有立即沦落到家破人亡的境地，人们往往会选择给皇族、封建官僚或大地主做“庄客”（佃农和雇农）。《太平广记》中有大量这样的记载，某人为某官“庄客”，不过，“庄客”是一群没有固定财产的人。《通鉴》记载，天宝十四年，大唐帝国共有八百九十一万四千七百户农人，其中三百五十六万五千五百户已经丧失了土地，沦为“庄客”。也就是说，全国40％以上的人已经彻底失去了自己的土地。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篇，就是写于天宝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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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十四年，一次社会大动乱的一切条件都已经齐备了，我似乎看见一场悲剧正在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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