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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盈库”收入确实没有减少太府收入,太府收入早就另有进项。太府就是国库,王鉷扣住了国库收入,当然要对国库有所交代。从此,李林甫一手创立的“和籴”、“和雇”就变成害民于水火的恶政,也成为后世攻击李林甫的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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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籴”原本是帝国政府以高于市价的价格收购黎民百姓的粮食,王鉷居然将收购价格压到低于市价的三分之一,强行收购农户存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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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和雇”就更是离谱,本来“和雇”制度废除了徭役,但凡为朝廷修建工程的人都能得到一份工资。天宝年间,朝廷开始向普通农人征收“脚钱”,用途是确保支付“和雇”的银子,等于从贫苦人手中拿钱再分给贫苦人。至于这笔钱是不是真的能回到穷人手中,就只有天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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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还要求各地补偿运输过程中因受潮等原因遭到损坏的粮食和锦帛,由当地官衙向属地百姓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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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盈库”还有一些非正常敛财渠道,比如罚没。当时,帝国首都所在地是长安县和万年县,两县县尉(贾季邻和薛荣光)都是王鉷任用的人。在王鉷指使下,两位县尉最重要的日常工作是替富裕商人清点财产,有钱的商人会被扣上“谋反”的罪名,最后实施抄家——罚没所得全部归属“大盈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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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逃离长安,逃跑之前杨国忠曾建议毁掉“大盈库”中的数百亿铜钱,“大盈库”之丰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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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鉷的下场倒是跟他的前任杨慎矜一样。在李林甫与杨国忠的斗争中,杨国忠成功地把王鉷牵入一场“谋逆”案,王氏家族同样被灭族。有关部门(“有司”)在抄查家产的时候,发现这位“聚敛之臣”在全国广置田宅,仅清点土地名册就用去了几天时间;在王鉷家中有一口金玉砌成的水井,只要有人声传来,连通水井的喷泉就会自动喷出雨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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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杨慎矜相比,王鉷的敛财手段已经拿不上台面,几乎相当于大白天当街抢劫。不过,跟他的后任相比,这些敛财手段实在还是在理性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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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李林甫这位“朝野侧目”二十年的宰相病死,大唐帝国也失去了最后一位能总揽全局的铁腕人物。杨国忠成为第三个为唐玄宗敛财的人,此后的局面便彻底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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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忠,自幼不学无术,但是相貌俊美,杨贵妃进宫后,其与杨玉环二姐通奸,由此攀龙附凤。不过,此人也有一手绝技,就是计算钱财能丝毫不出错,据说在“大盈库”盘点中能按市价以“枚”为单位报出每个库房存货的折价。李林甫死后,杨国忠成为宰相,并兼领度支郎中等四十余个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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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寒门宰相很有抱负:我出身寒微,只不过因为攀上了女人的关系才飞黄腾达,毕竟不是有功于帝国的名臣宿将,所以,我有生之年不会去求取一个好名声,只求富贵、奢华,只要及时行乐(看起来,杨国忠还有几分自知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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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日暮途远,故倒行而逆施之”的宰相,根本没有统摄百官的强霸气度,专以聚敛为己任。杨国忠利用手中的权力,把手伸向了帝国每一个角落,甚至对外贸易(安禄山就是这么被逼反的,后文详述)。杨玉环入宫后两年,杨国忠自称家产三千万匹锦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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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忠作为一个封建官僚的后起之秀,要维持现有地位、扩充自己的财富,放开土地买卖是一种最符合个人理性的选择。在杨国忠主持下,天宝十一年,也就是李林甫刚刚去世那年,大唐帝国就下发了一道诏令——《禁官夺百姓口分永业田诏》。这道诏书的本质是承认土地私有买卖,即放弃“开元限购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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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封诏书中朝廷首先承认,天宝以来“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即使在限购政策下仍旧千方百计兼并土地、违法买卖百姓赖以为生的口分田,目前的状况已经是百姓“无处安置”。其后,诏令笔锋一转,提出了解决措施:贫富分化情有可原,所有已经完成的土地买卖,只要是用现钱来购买土地就是市场化行为,就应该是公平的、公正的。所以,以现钱购买的土地可以不遵守“开元限购令”,不需要罚没入官,只需要“更从宽典,务使弘通”;至于不是用现钱买来的土地,如果有人来索要,官家为其赎回“永业田”,如果没有人来索要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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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底,封建王朝所有的财富聚敛手段都是为了与黎民百姓争夺财富控制权。通常情况下,封建当权者抢劫财富有增加税收、铜钱减重等若干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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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让我来评价,那么,增加税收是最蠢的政策,谁都知道自己兜里的钱少了,最多也就是个“手中有招,心中无招”的境界;增发货币虽然是狠招,大家一时不会觉得钱少,但时间一长也就很难再糊弄人,不过也就是“手中无招,心中有招”的境界。唯独杨国忠这个不学无术的无赖,一手搞出来的《禁官夺百姓口分永业田诏》达到了抢劫的最高境界——土地兼并,颇有“手中无招,心中也无招”的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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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耕社会,土地是每一个人赖以为生的生产资料,而这种生产资料价格暴涨,会迅速扫尽社会底层几代人的财富积累。显然,玄宗在开元初年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开元限购令”才否认所有土地买卖的合法性,以极其强硬的方式稳定了小农从政府手中获得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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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财富分配规则变了,一切也就都变了。流民,可怕的流民,再一次出现在大唐帝国的疆域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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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赖于“开元盛世”的基础,天宝年间流民没有立即沦落到家破人亡的境地,人们往往会选择给皇族、封建官僚或大地主做“庄客”(佃农和雇农)。《太平广记》中有大量这样的记载,某人为某官“庄客”,不过,“庄客”是一群没有固定财产的人。《通鉴》记载,天宝十四年,大唐帝国共有八百九十一万四千七百户农人,其中三百五十六万五千五百户已经丧失了土地,沦为“庄客”。也就是说,全国40%以上的人已经彻底失去了自己的土地。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篇,就是写于天宝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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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十四年,一次社会大动乱的一切条件都已经齐备了,我似乎看见一场悲剧正在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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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娃传》中的金融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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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娃传》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揭示了一个盛世必备的重要特征:贫贱者可因奋斗而富贵,富贵者亦可因浪荡而贫贱,整个社会阶层上下之间是可以自由流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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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时代的文学作品都是那个时代的精神写照,也只有小说才会详细描述普通人的衣食住行,我也只能借助小说描写为您还原当时普通人的金融生活。唐代有一部传奇小说叫《李娃传》,作者白行简,是白居易的弟弟。这部书取材于民间词话“一枝花话”,记述了玄宗年间一对男女的爱情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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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娃传》的女主人公李娃是一位沦落风尘的妓女,男主人公则是出身刺史之家的书生郑元和。故事的大意是郑公子在进京赶考途中巧遇妓女李娃,终于为李娃的美色所惑,放弃了曾经热衷的科举事业。此后,郑公子搬进了李娃的住所长达一年,千金散尽之后郑公子流落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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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贵公子的麻烦从此开始,他不得不开始典当自己的随身贵重之物,最后身染重病,被放置于凶肆等死。所谓“凶肆”,是专为人办丧事的地方,郑公子在凶肆之中得到了很好的照顾,病情逐渐好转起来。于是,郑公子开始为凶肆里的人写葬礼上的哀歌。这里要说,参加科举练出来的本领真是非比寻常,当年的长安城哀歌大赛上,这位官宦之后凭一曲独唱让所有对手动容,最后所有选手都自动放弃比赛,郑公子一举成为长安城(京都)最著名的哀歌写手,也获得了大笔钱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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