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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提一下杨炎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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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税法改革的目的是增加税收，方法则是剥夺封建官僚阶层部分财富，所谓“资产少者则其税少，资产多者则其税多”。这么干，杨炎无疑把所有封建官僚都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包括那位治世能臣刘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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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打击反对势力，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杨炎亲自在德宗面前做假证，将刘晏牵涉进一桩谋逆案，指责刘晏“摇动社稷，凶谋果矣”，最终刘晏被流放忠州，不久被唐德宗赐死、籍没家产、家属流放岭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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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炎是一个很好的文人，政治素质却明显不过硬。刘晏被处死后，天下人都认为这是一桩冤案，为给自己开脱，杨炎居然把责任推卸给唐德宗，逢人便说：“刘晏今天的下场，是因为皇帝早就讨厌他了，不是我的过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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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杨炎的话就传到了德宗耳朵里，德宗愤怒地说：“杨炎这是把杀刘晏的责任推给我，一定要找机会诛杀这个奸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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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晏死后仅一年多，杨炎自不量力跟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泾原节度使段秀实叫板，他们和刘晏可不同——刘晏不过是一个刀笔吏，李希烈、段秀实可是真正手握重兵的地方实力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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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希烈、段秀实开始搜罗杨炎的罪状——那实在怨不得别人，杨炎的底子太不干净了：开元年间，杨炎刚在江南为官，就强占了一块很好的风水宝地；建元年间，杨炎又以宰相之威，强令京兆尹购买了他家的土地，当然，价格那是高得实在离谱（抑吏市私第，贵取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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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希烈、段秀实等人的指使下，另一位宰相卢杞以这两条罪状弹劾杨炎。最终，杨炎被贬崖州，不出京城百里即被赐死。唐德宗在赐死的诏书中历数了杨炎之罪：不思为国尽忠，但知朋党为奸，败坏法度、罔上行私、纵恣诈欺、贪污受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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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末钱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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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买官的封建官僚，到任之后所得到的利益又岂只是几千、几万缗铜钱？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兵败后，所积铜钱都达到数百万缗，相当于国家十几年的铸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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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税法对大唐帝国货币的演进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两税法规定，此后收税不收礼（粮食、锦帛），只收现金。此后，从唐德宗贞元年间（公元785～804年）开始，大唐帝国经历了一场足以与萧齐年间媲美的大通缩，前后时间在七十年左右，一直延续到唐武宗年间。当时的人就将这场通货紧缩称为“钱荒”（公私上下，并苦乏钱，百货不通，人情窘迫，谓之钱荒）。史籍记载，数十年间每匹绢从四千文跌到了八百文，粮食则从两百文跌到了二十文，最后甚至跌到了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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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税法实施后，这场通货紧缩接踵而至，所以，很多人认为贞元大通缩最直接的成因就是杨炎推行的两税法：两税法实施以后，帝国政府税收只收货币，这极大减少了流通中的铸币数量，于是中晚唐出现了这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钱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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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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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贞元钱荒发生的历史背景。就在钱荒发生前一年，大唐帝国发生了一件不啻于“安史之乱”的叛变——“泾原兵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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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反叛，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五千士兵勤王，结果，士兵到达长安的时候唐德宗居然不给士兵吃饱饭。士兵当然很愤怒，大家扬言：“我们即将战死沙场，现在仍旧不能吃饱饭，怎么能以这样的羸弱之躯抗拒叛将白刃？皇帝的大盈库财宝堆积如山，既然皇帝不给，不如我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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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变在即，唐德宗也确实得到了线报。只是应急预案却非常愚蠢：赏赐中层以上将领每人两匹粗布，让姚令言率领这些将领，空口白牙去游说士兵不要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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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造反就是为了钱，这些中层将领也一样，人家在地方上随便捞点怕也比两匹粗布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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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唯一真心劝说士兵的泾原节度使姚令言无法约束手下，径原勤王之师在长安兵变，杀朝廷抚慰使，士兵首领朱泚率军攻入长安并自立为帝。次年，仓皇出逃的唐德宗下罪己诏，即《奉天罪己诏》，唐德宗成为中国历史上又一位公开颁布罪己诏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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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如果一个领袖能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并改过自新，不但不会贬损自己的声誉，反而会增加领袖魅力。例证就是中国汉武大帝的《轮台罪己诏》，尽管刘彻一生出过很多昏招，但晚年所作所为力挽狂澜，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仍不失大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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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轮台罪己诏》一样，唐德宗在《奉天罪己诏》中承认现在社会秩序已经完全崩溃（万品失序，九庙震惊），自己上对不起列祖列宗，下有负天下黎庶（上辱于祖宗，下负于黎庶），由于自己的错误激起了兵变。所以，叛乱者只要放下刀枪就可得到赦免，只要重得天下太平，皇帝将“从我做起”，停用高级车马，停建奢华的宫殿，不再无故靡费臣民财力（自非供宗庙军国之用，一切并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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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韦伯的预见一样，《奉天罪己诏》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叛军见到诏书后，“虽武夫悍卒，无不挥涕感激”，大部分将领自去伪号，首领朱泚逃亡吐蕃后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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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宗以最小的成本平定了“径原兵变”，但是，重新进入长安的唐德宗却未能像《奉天罪己诏》中说的那样励精图治，所作所为也没有真正惠及天下黎民百姓。所以，才有了中晚唐这场史无前例的“钱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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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贞元钱荒”，并不是所有人手里都没钱，而是绝大多数人手里没钱，一小部分人手中的货币又多得不可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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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晚唐年间，长安、洛阳各地大商人、高利贷者比比皆是，甚至有人专门为大官僚放债，这种新业务有个专有名词叫“京债”。这些人专门对在京新选任的官吏放贷，作为朝廷新贵买官的运作费用，待他们到任后再还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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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州有一个叫刘十郎的人，他获得了全州醋的专卖权（德宗年间，醋、糖也均被列为专营的榷品），不过数年，刘十郎家财就已经积攒到十万缗——相当于当时帝国一年的铸币量。以此为基础，刘十郎在京专门贷款给即将当选节度使的人，待他们上任后再归还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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