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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税法对大唐帝国货币的演进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两税法规定，此后收税不收礼（粮食、锦帛），只收现金。此后，从唐德宗贞元年间（公元785～804年）开始，大唐帝国经历了一场足以与萧齐年间媲美的大通缩，前后时间在七十年左右，一直延续到唐武宗年间。当时的人就将这场通货紧缩称为“钱荒”（公私上下，并苦乏钱，百货不通，人情窘迫，谓之钱荒）。史籍记载，数十年间每匹绢从四千文跌到了八百文，粮食则从两百文跌到了二十文，最后甚至跌到了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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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税法实施后，这场通货紧缩接踵而至，所以，很多人认为贞元大通缩最直接的成因就是杨炎推行的两税法：两税法实施以后，帝国政府税收只收货币，这极大减少了流通中的铸币数量，于是中晚唐出现了这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钱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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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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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贞元钱荒发生的历史背景。就在钱荒发生前一年，大唐帝国发生了一件不啻于“安史之乱”的叛变——“泾原兵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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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反叛，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五千士兵勤王，结果，士兵到达长安的时候唐德宗居然不给士兵吃饱饭。士兵当然很愤怒，大家扬言：“我们即将战死沙场，现在仍旧不能吃饱饭，怎么能以这样的羸弱之躯抗拒叛将白刃？皇帝的大盈库财宝堆积如山，既然皇帝不给，不如我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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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变在即，唐德宗也确实得到了线报。只是应急预案却非常愚蠢：赏赐中层以上将领每人两匹粗布，让姚令言率领这些将领，空口白牙去游说士兵不要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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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造反就是为了钱，这些中层将领也一样，人家在地方上随便捞点怕也比两匹粗布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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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唯一真心劝说士兵的泾原节度使姚令言无法约束手下，径原勤王之师在长安兵变，杀朝廷抚慰使，士兵首领朱泚率军攻入长安并自立为帝。次年，仓皇出逃的唐德宗下罪己诏，即《奉天罪己诏》，唐德宗成为中国历史上又一位公开颁布罪己诏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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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如果一个领袖能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并改过自新，不但不会贬损自己的声誉，反而会增加领袖魅力。例证就是中国汉武大帝的《轮台罪己诏》，尽管刘彻一生出过很多昏招，但晚年所作所为力挽狂澜，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仍不失大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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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轮台罪己诏》一样，唐德宗在《奉天罪己诏》中承认现在社会秩序已经完全崩溃（万品失序，九庙震惊），自己上对不起列祖列宗，下有负天下黎庶（上辱于祖宗，下负于黎庶），由于自己的错误激起了兵变。所以，叛乱者只要放下刀枪就可得到赦免，只要重得天下太平，皇帝将“从我做起”，停用高级车马，停建奢华的宫殿，不再无故靡费臣民财力（自非供宗庙军国之用，一切并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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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韦伯的预见一样，《奉天罪己诏》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叛军见到诏书后，“虽武夫悍卒，无不挥涕感激”，大部分将领自去伪号，首领朱泚逃亡吐蕃后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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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宗以最小的成本平定了“径原兵变”，但是，重新进入长安的唐德宗却未能像《奉天罪己诏》中说的那样励精图治，所作所为也没有真正惠及天下黎民百姓。所以，才有了中晚唐这场史无前例的“钱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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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贞元钱荒”，并不是所有人手里都没钱，而是绝大多数人手里没钱，一小部分人手中的货币又多得不可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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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晚唐年间，长安、洛阳各地大商人、高利贷者比比皆是，甚至有人专门为大官僚放债，这种新业务有个专有名词叫“京债”。这些人专门对在京新选任的官吏放贷，作为朝廷新贵买官的运作费用，待他们到任后再还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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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州有一个叫刘十郎的人，他获得了全州醋的专卖权（德宗年间，醋、糖也均被列为专营的榷品），不过数年，刘十郎家财就已经积攒到十万缗——相当于当时帝国一年的铸币量。以此为基础，刘十郎在京专门贷款给即将当选节度使的人，待他们上任后再归还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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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高利贷给人运作方镇节度使，无论本金还是利息，所涉及的金钱数岂能是小数字（皆以倍息贷于富室，动辄亿万，然后得之）？在某一个固定的时点，货币总量必然是一定的，有人积蓄多达帝国一年的铸币量，就必然有更多的人为一文钱游离于生死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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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买官的封建官僚到任之后，所得到的利益又岂仅是几千、几万缗铜钱？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兵败后，所积铜钱都达到数百万缗，相当于国家十几年的铸币量！甚至有人“铸铜为瓦，涂金于上”来装饰自己的府邸，在这座府邸辉耀山谷的背后，究竟毁掉了多少枚铜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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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物的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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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王八司马”的势力范围只在长安附近，地方节度使是否买他们的账，完全要看各方力量相互博弈的最后结果。遗憾的是，这几位理想主义的书生，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就轻易对军权下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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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有篇寓言叫《黔之驴》，意思是黔地（贵州）从来没有驴，有无聊的人把一头驴运到了黔地；开始，驴只要一叫唤，当地的老虎就很害怕，以为驴要吃自己；后来，老虎发现，驴只会用蹄子踢几下；最后，老虎很高兴，认为驴“技止此耳”，就把驴吃掉了。这篇寓言《黔之驴》流传了上千年，还出现了一个“黔驴技穷”的成语，意思是貌似强大的东西并不可怕，只要坚持斗争，假以时日必定会不攻自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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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驴倔强而又无畏，并不一定是贬义词，美国民主党的党徽就是一头驴。在这里讲《黔之驴》的故事，不是为表明寓言之后究竟还有什么高深的暗示，只是希望能借作者柳宗元的生平为大家解读当时的金融财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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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我们能看到，柳宗元和他的战友才是那头倔强的黔之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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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贞元年（公元805年），志大才疏的唐德宗病死，太子李诵即位，是为唐顺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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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顺宗的能力如何，还真无法评价；唐顺宗身体如何，我却知道一点，此人刚刚登基就中风了，此后一直躺在病床上，从来就没有真正处理过国事。比较奇怪，接替唐顺宗处理朝政的不是太后、皇后、宦官，而是陪他读书的两个书童：王伓、王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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