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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王八司马”领导下，大唐帝国进行了一次治标不治本的革新，史称“永贞革新”。“永贞革新”虽然只有八个月，却是晚唐昏暗政局中最为靓丽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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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二王”只是太子的书童，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两个小人物成为帝国中枢的决策者。如此人生际遇，对“没吃过、没见过”的人来说，更有可能的是在骤然出现的利益面前丧失自我，在众多封建官僚的吹捧下得意忘形，最终成为遗臭万年的奸佞之臣，例如此前唐朝杨国忠、此后明朝王振。然而，“二王”却没有这么做，他们试图以自己的道德良心撑起这个破败的帝国，虽然这已经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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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二王八司马”是黔之驴的话，他们的第一声嘶鸣是拿皇室开刀——反正皇帝已经病入膏肓，不能享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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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宗当了二十五年皇帝，皇帝的小金库——大盈库，早就经不起毫无节制的靡费了，于是唐德宗发明了很多小儿科式的搂钱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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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方法，宫市。白居易曾经写过一首叙事诗《卖炭翁》，故事大意是两个宦官（黄衣使者白衫儿）拿着皇帝的敕令，强行以半匹红绫（半匹红绡一丈绫）换走了卖炭翁的一车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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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卖炭翁》的白居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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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炭翁》的故事，记述的就是典型的宫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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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满足日益浩繁的宫中用度，经常有宫里的内侍拿着一些不值钱的东西在京城市场上跟商人强行做交易，有时拿走数千钱的东西却只给人几百钱。开始的时候，每隔一段时间皇宫就会发布一份采购物品名单，要求商人参与宫市，并规定宫市价格必须足以偿付商人的本钱。后来，皇宫的采购名单不见了，偿付本金也成为不可能的事情。至于那些所谓的“敕令”是不是真的，那就只有老天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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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的《卖炭翁》中那些“黄衣使者白衫儿”已经很仁慈了，起码是给了卖炭翁一点补偿，也没直接把卖炭翁的牛牵走。而在现实中，“黄衣使者白衫儿”更加野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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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当时一个著名的治安案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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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起以少胜多的群殴，打人者是一个与卖炭翁类似的卖柴翁，被打者是一群“黄衣使者白衫儿”。卖柴翁遇到了心黑手毒的“黄衣使者白衫儿”，不但没给他那可怜的“半匹红绡一丈绫”，反而要把卖柴翁的驴车也拉走（需得尔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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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柴翁对“黄衣使者白衫儿”哭诉：“我有父母妻儿，一大家子人都靠着这头驴吃饭。现在我已经把自己辛苦砍来的柴薪白白送给你，你还执意要断我生路，那我只有以死相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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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命的人一定是有力气的，拼了命的卖柴翁居然一个人打好几十个，把来抢钱的宦官都给打了。事后，负责治安的小吏（街吏）不但擅自放掉了这位卖柴翁，还从内侍身上搜出十几匹绢赏赐给了这位卖柴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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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引起轩然大波，朝廷对卖柴翁和街吏的处理意见一直很不统一。最后，这起治安案件居然闹到了唐德宗面前。不能说唐德宗不知道宫市的坏处，因为他最终没有惩罚卖柴翁，也没有责罚那个小吏，反而贬黜了那几个宦官——毕竟为小喽啰犯众怒是不划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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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结果是各方都能接受的，但是，天下又有几个卖柴翁能得到德宗特别对待？终德宗一朝，宫市都没有被废除，结果，开元年间辉煌的长安市场现今门可罗雀，人们只要听说有“黄衣使者白衫儿”，就连卖鸡蛋灌饼的都赶紧收摊走人（每敕使出，虽沽浆、卖饼者皆撤业闭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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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方法，五坊小儿。所谓“五坊”，就是给唐德宗养宠物的地方，雕坊、鹊坊、鹤坊、鹰坊、狗坊，这些地方的小官小吏自然没有真正的权力可言，但是绝对不能低估皂隶的无耻与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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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力，我们要用权力去抢夺；没有权力，我们就创造权力去抢夺！对大唐帝国来说，如果一个微末小吏都把手中的权力运用到无所不至的话，那老百姓真的会没法活了。当时的情况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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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经常把一张大网罩在人家门口，不允许人出入，因为我这张网是为皇帝捕鸟用的，你敢惊吓皇帝的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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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在村落的水井上罩上一张大网，不让全村人来汲水，因为，这张网也是为皇帝捕鸟用的，你敢惊吓皇帝的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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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在酒肆吃喝之后不给钱，临走时还给人放下一个鸡蛋，说这是一个“皇帝的鸟蛋”，现在必须在酒肆里孵化。酒肆主人只得任由这批人在这里白吃白喝，皇帝的鸟蛋可是不能随便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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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宗年间，宫市、五坊小儿，诸如此类的事情还很多。“二王八司马”秉政后，以最快的速度废除了宫市、五坊小儿，遣散大批宫女。当然，在“二王八司马”第一声嘶哑的“驴鸣”中受损的只是封建官僚集团中的最底层。只有这些没有权的皂隶才会把掠夺之手伸向赤贫的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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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王八司马”“踢之”的对象则是封建官制。结果，暴露了黔之驴的本来面目，“二王”败亡，“八司马”均被流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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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官僚之所以能为所欲为，说白了不过是靠封建帝国掌握着的财政资源，能以此豢养一批为自己卖命的人。王叔文没白在太子面前混了十多年，唐顺宗刚刚登基，他就把盐铁、度支使换成了自己的人，并亲自兼任户部侍郎，盐铁、度支副使（起点实在是太低，没法任正职、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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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地说，“二王八司马”确实找到了正确的切入点，他们动手的第一个对象是京兆尹李实。当时，京兆尹（相当于今日首都市长）是最没势力的地方大员——总不能在皇帝眼皮子底下训练军队。而且，李实是一个罪恶罄竹难书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