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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的事情，“二王八司马”却露出了“黔之驴”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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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王八司马”的势力范围只在长安附近，地方节度使是否买他们的账，完全要看各方力量相互博弈的最后结果。遗憾的是，这几位理想主义的书生，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就轻易对军权下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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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逐京兆尹李实后，“二王八司马”任用老将范希朝总领神策军。神策军早就成为高级宦官的禁脔，各人在神策军中都有不同的势力范围，大家都在神策军中派驻低级宦官充任“中尉”，直接统领神策军。“二王”此举等于把所有高级宦官和整个神策军都推到对立面。于是，高级宦官指示神策军中的“中尉”不听范希朝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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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希朝本是退休的边镇将领，个人影响力完全在边陲，至于神策军，没一起喝过酒、没给士兵发过钱、没给将领提过官，怎么可能有人听从这位老将军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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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在此时，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也看出了“二王八司马”的窘境，便派亲信刘闢与王叔文相商，希望王叔文支持他吞并剑南三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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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见面，刘闢就开门见山地说：“皇上身体不好，若有一天驾崩，您危矣；不过，若您能提出让我家主人当上三川节度使，一旦朝中有事，剑南三川当以死相助；如果您不愿意，那么韦皋自当也有所‘报答’（太尉使闢致微诚于公，若与某三川，当以死相助；若不与，亦当有以相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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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赤裸裸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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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皋图谋剑南三川已经很长时间了，他需要的其实只是一个来自朝廷的借口。无论王叔文是否答应，韦皋怕是都要总领剑南三川。现在，不过是让王叔文为韦皋来背这个骂名，王叔文却可能因此换得外藩强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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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西方经济学所谓的“经济理性”，这确实是一票划算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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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经济理性，我巍巍大唐还有气节，要知道很多事是不能用来做交易的。王叔文很有骨气，他当面斥责韦皋的使者刘闢：“韦皋手握强藩，本就有图谋不轨之迹，我王叔文岂能以江山社稷与这样的人做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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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把西川节度使韦皋得罪到家了。韦皋很快就给“二王八司马”送来了回报：永贞元年（公元805年）八月，韦皋逼唐顺宗退位称太上皇，拥太子李淳称帝，是为唐宪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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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宪宗称帝当年，王伓被贬为开州司马，很快就病死了；王叔文被贬为渝州司户，次年被赐死；柳宗元、刘禹锡等八司马先后被贬，开始了“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的流放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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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贞革新”虽然仅历时“十四旬有六日”，却给寒冬中的大唐帝国带来一丝回春之意。此后十五年，唐宪宗为宦官毒杀，帝国中枢彻底失去了合法性，帝国的崩溃只是迟早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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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魔道相争胜者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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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汉代的吕雉到唐朝的李隆基，历代帝王的梦想都是实现“耕者有其田”，然而，巍巍而立的大唐帝国终究还是未能破解西汉帝国留下的魔咒，东篱南山的田园梦想在封建官僚毫无节制的掠夺下不断幻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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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汉帝国一样，大唐帝国也采用了“皇权—封建官僚—小农”的社会组织框架。在这个框架中，皇权是小农最后的庇护，也是“耕者有其田”最坚定的推动者，只有出现万千“耕织结合”的小农家庭，帝国才能拥有最坚实的统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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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就在于“皇权”与“小农”的中间环节。西汉以来的所有王朝都证明了一个道理：一旦皇权放松对封建官僚的控制，封建官僚便会寻找一切机会兼并土地，瞬间吸干帝国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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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亦有道，封建官僚抢钱必然有一定之规。除了胡人入主中原的元朝，最有权势的封建官僚都不可能在光天化日之下无故抢夺别人的财富。要想抢夺财富，封建官僚就必须找到一种合法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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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澄清一个认知上的误区：人们往往认为，“小农经济”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生产状态，老死不相往来，“你耕田来我织布，你挑水来我浇园”的生产生活，能缔造一个鲁滨逊式的世外桃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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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绝无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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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一个经济体能否自给自足最关键的标志，是经济体内生产和消费的产品数量是否一致。只要经济体内有货币存在，就绝无可能出现真正自我封闭的经济循环，真正的小农经济体根本无法孕育如此丰富的货币制度，更不要说西汉的“子钱家”、唐朝的高利贷。中原大地自古就是一块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土地，甚至远比中世纪的西欧要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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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市场有很多种，有“好的市场”，也有“坏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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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好的市场”中，所有市场参与者都受到统一规则的制约，因而人们对市场交易结果有稳定的预期，市场运行没有什么隐性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参与者不再依靠个人声誉进行交易（impersonal transaction），经济运行中的最强势者（通常是国家）为所有交易提供了最后的执行保障，买卖双方甚至不一定认识对方。比如，今天你把一大笔钱存入银行，可能转眼间就会忘记刚才银行员工的长相，这在农耕社会是根本不可想象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诺斯和奥尔森都把英国崛起的成因归结于此。英法战争之前，光荣革命使得英国王室逐渐退出商业领域，在金融市场上建立了良好的声誉，同时代的法国王室却没有做到这点。在后来的英法战争中，英法王室通过发行国债征集大量军费，投资者却根本不相信法国王室，因为它的权力无远弗界，可以忽视一切许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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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坏的市场”中，必然存在一个强势群体，这个群体有可能掌握绝大多数社会资源，也有可能具备调动绝大多数社会资源的潜能，正因为如此，强势群体可以忽略一切必要的规则，也可以在交易中不遵守任何承诺。既然其他社会成员无法避免与强势群体交易（资源大多在强势群体手中），就一定会在交易中被剥夺，从而整个市场变得缺乏效率。比如，19世纪托拉斯掌握了美国社会的绝大部分资源，12％的人拥有全美财富的90％，当时的一本畅销书《城市之羞》为我们记述了这样一个时代：一面是辉煌的大工厂，一面是肮脏的贫民窟；一面是光鲜的托拉斯总裁，一面是妓女和童工；此外，种族歧视、妇女歧视、对工人残酷的压榨、肆无忌惮地在药品中作假……据《城市之羞》的作者斯蒂芬斯自己说，书中内容都是经过亲自实地考察且“往往是历经生命危险”才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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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中国封建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也具备“坏的市场”的特征。与周朝、晋朝、三国、南北朝相比，西汉、唐朝都建立了高度集权的封建社会，帝国调动资源的能力是之前其他朝代无可比拟的。正是利用这种调度资源的能力，封建官僚才获得了社会经济生活的支配权。在这种权力之下，天下无不可为之事，无不可夺之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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