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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国际背景。就中国本身而言，上海早已成为中国第一大通商口岸城市，其他更多商埠的对外开放，与上海的联系也在日益加强。而太平天国运动后期苏松一带地主豪富纷纷涌向上海，银元大量流入，房地产价格飞涨。无节制的孟买棉业热潮的影响，加上上海等对外商埠的金融升温，所有这些，已经酝酿成熟了一个投机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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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864年上海进入金融投机活动高潮时，几乎没有一家外资银行不从事汇兑投机业务，上海金融市场“没有一夜得以安宁”。汇率波动异常剧烈，利率同样保持在一个高水平之上，从来不曾低过12%，经常是18%、24%乃至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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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呈现一片繁荣景象。银行股票大幅升水，股价节节上扬。新成立的银行自不待言，如利华银行刚一开办，一张面值10英镑的股票，市价高达25英镑，升水150%。老银行的股票同样备受追捧，如有利银行的股票，每股面值25英镑，最高市价达70英镑，升水近200%。麦加利银行的股票，每股面值20英镑，最高市价达46英镑5先令，升水也在一倍以上。其他像丽如银行的股票升水70%，汇隆银行的股票升水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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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随着美国内战的结束，震撼欧洲的棉业危机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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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首当其冲遭受沉重打击。1866年4月，伦敦贴现公司和巴奈特银行先后倒闭。5月10日，“在英格兰金融界享有最佳声誉”的阿弗伦特·加奈公司宣告破产。随后，危机以料想不到的速度和猛烈程度继续肆虐。1866年一年之内，一连倒闭了17家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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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的阴霾迅速笼罩了东方市场。在英国殖民地的印度孟买，包括孟买银行在内、资本共计1200万英镑的12家大小银行，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先后倒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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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6年，香港、上海出现被割占或开埠20多年以来的首次金融大恐慌。在金融狂潮中成立的汇川、利华、利生和利升四家英资银行齐齐倒闭。此前进入上海的汇隆银行，也未经受住风暴的袭击而坍塌。一年前还在扩充资本的呵加剌银行同样负债累累，其上海分行在当年7月一度停闭。以前大幅升水的银行股票，此时无不掉头向下，就连景况最好的有利银行的股票，也由70英镑猛泻至33英镑，股价蒸发过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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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1866年的大浪淘沙，在香港和上海能够继续维持生存的，只剩下了5家银行——3家老牌英资银行：丽如银行、有利银行、麦加利银行，以及1860年成立的法兰西银行和新成立不久的汇丰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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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是幸运的。因为其发起人实力雄厚，又有香港殖民政府的支持，以及自身没有出现重大的财务危机，因而新生的汇丰经受住了这场风暴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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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汇丰并非没有遭受打击，尤其是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汇丰银行重要的支柱之一宝顺洋行的坍塌，不仅在香港和上海商界产生巨大震撼，更给汇丰造成了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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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帝国：全球顶级金融机构的百年传奇 5 主要发起人宝顺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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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日持久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1860年）以及太平天国运动失败（1864年）后，社会秩序逐步恢复，长江对外轮的开放和内地对外商的开放，以及欧美与东方市场之间交通运输和通信联络的历史性改变，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西方企业在中国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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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汇丰银行主要发起人之一的宝顺洋行，与其他在华大型西方企业一样，在这些年里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开始转型。它们对航运、保险、通商口岸设施以及银行业的关注，已经超过对进出口货物买卖本身的关切。因此，在鸦片贸易领域，怡和洋行在有着独特优势的沙逊洋行这一超强竞争对手出现后逐渐退出；宝顺洋行应对鸦片贸易衰退的影响，为了转型而购置了两艘大型昂贵货轮——“飞似海马号”和“气拉度号”，用来航行刚开放的长江航线；旗昌洋行则在上海发起成立旗昌轮船公司，着力经营已经开放的长江流域的船运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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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旗昌轮船公司崛起之时，它在长江上的最主要对手，正是宝顺洋行。1864年，宝顺洋行的“飞似海马号”和“气拉度号”轮船首先打起运费价格战。虽然怡和洋行的“罗纳号”、“梅兰吉尔号”等轮船于1866年也加入竞争行列，但旗昌视宝顺洋行的两艘轮船为眼中钉，认为其“足以形成核心力量对付旗昌轮船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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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旗昌很快就放下心来，因为接下来的一场厄运把宝顺洋行的雄心彻底摧毁。事实上，贸易的萧条在1865年便已在宝顺洋行身上显现。这年年初，宝顺发现它的中英贸易和易货业务正在迅速下跌。对此，宝顺虽然也在思考自身的出路，但与旗昌竞争的决心并未消减。它想到的最佳出路是与其他同行合作，将船只进行联营。在1865年11月的往后几个月中，宝顺洋行就这一计划与琼记洋行协商，琼记的“江龙号”是航行于长江上的最好船只之一。如果在“飞似海马号”、“气拉度号”和“江龙号”之外，再加上一艘轮船便可组成一条完整的四轮航线，然后另筹款项，在航运业界的顾虑有所缓和、财力变得充裕、投资又有了吸引力之时，将整个船队合并为一，组成新的航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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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宝顺和琼记洋行想在华商和英商中招股组成一个新航运公司的计划并未成功。由于贸易的不景气，宝顺洋行本身并不打算、也无能力为这一计划投入更多资金，而琼记洋行也同样捉襟见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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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宝顺洋行和琼记洋行在资金上陷入困境的时候，航运业方面不但没有给宝顺带来利润，反而压住了一笔庞大的资金。与此同时，它在房地产上的投资也出现了巨额亏损。在印度孟买和上海等地的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时，宝顺损失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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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为了在既受英国人欢迎又能显示实力的赛马活动中争强斗胜，生活豪奢的宝顺洋行大班约翰·颠地，不惜以万元巨款购买良驹，以期从怡和洋行合伙人罗伯特·渣甸手中赢回输掉了的“香港杯”。此外，颠地勾引怡和洋行另一合伙人大卫·渣甸的情妇，更使得这两大洋行关系差到极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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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866年金融大恐慌发生、伦敦的奥弗伦·格尼银行破产时，大受连累的宝顺洋行一下子到了生死关口。当琼记洋行代宝顺向实力雄厚的怡和洋行求援时，怡和漠然视之。1867年，有着悠久历史的宝顺洋行宣告破产。当时琼记洋行同样摇摇欲坠，在苦撑数年后也于1875年倒闭。怡和则在顺利转型后，变得更为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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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顺洋行的破产，对羽翼尚未丰满的汇丰而言，不啻为一场“地震”。而怡和在转型后变得更为强大的现实，也迫使汇丰新的领导人更积极地去考虑汇丰与怡和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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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罗伯·布雷克著，张青译：怡和洋行，时报文化出版公司，台北，2001，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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