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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帝国：全球顶级金融机构的百年传奇 5 主要发起人宝顺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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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日持久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1860年）以及太平天国运动失败（1864年）后，社会秩序逐步恢复，长江对外轮的开放和内地对外商的开放，以及欧美与东方市场之间交通运输和通信联络的历史性改变，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西方企业在中国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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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汇丰银行主要发起人之一的宝顺洋行，与其他在华大型西方企业一样，在这些年里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开始转型。它们对航运、保险、通商口岸设施以及银行业的关注，已经超过对进出口货物买卖本身的关切。因此，在鸦片贸易领域，怡和洋行在有着独特优势的沙逊洋行这一超强竞争对手出现后逐渐退出；宝顺洋行应对鸦片贸易衰退的影响，为了转型而购置了两艘大型昂贵货轮——“飞似海马号”和“气拉度号”，用来航行刚开放的长江航线；旗昌洋行则在上海发起成立旗昌轮船公司，着力经营已经开放的长江流域的船运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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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旗昌轮船公司崛起之时，它在长江上的最主要对手，正是宝顺洋行。1864年，宝顺洋行的“飞似海马号”和“气拉度号”轮船首先打起运费价格战。虽然怡和洋行的“罗纳号”、“梅兰吉尔号”等轮船于1866年也加入竞争行列，但旗昌视宝顺洋行的两艘轮船为眼中钉，认为其“足以形成核心力量对付旗昌轮船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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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旗昌很快就放下心来，因为接下来的一场厄运把宝顺洋行的雄心彻底摧毁。事实上，贸易的萧条在1865年便已在宝顺洋行身上显现。这年年初，宝顺发现它的中英贸易和易货业务正在迅速下跌。对此，宝顺虽然也在思考自身的出路，但与旗昌竞争的决心并未消减。它想到的最佳出路是与其他同行合作，将船只进行联营。在1865年11月的往后几个月中，宝顺洋行就这一计划与琼记洋行协商，琼记的“江龙号”是航行于长江上的最好船只之一。如果在“飞似海马号”、“气拉度号”和“江龙号”之外，再加上一艘轮船便可组成一条完整的四轮航线，然后另筹款项，在航运业界的顾虑有所缓和、财力变得充裕、投资又有了吸引力之时，将整个船队合并为一，组成新的航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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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宝顺和琼记洋行想在华商和英商中招股组成一个新航运公司的计划并未成功。由于贸易的不景气，宝顺洋行本身并不打算、也无能力为这一计划投入更多资金，而琼记洋行也同样捉襟见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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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宝顺洋行和琼记洋行在资金上陷入困境的时候，航运业方面不但没有给宝顺带来利润，反而压住了一笔庞大的资金。与此同时，它在房地产上的投资也出现了巨额亏损。在印度孟买和上海等地的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时，宝顺损失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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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为了在既受英国人欢迎又能显示实力的赛马活动中争强斗胜，生活豪奢的宝顺洋行大班约翰·颠地，不惜以万元巨款购买良驹，以期从怡和洋行合伙人罗伯特·渣甸手中赢回输掉了的“香港杯”。此外，颠地勾引怡和洋行另一合伙人大卫·渣甸的情妇，更使得这两大洋行关系差到极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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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866年金融大恐慌发生、伦敦的奥弗伦·格尼银行破产时，大受连累的宝顺洋行一下子到了生死关口。当琼记洋行代宝顺向实力雄厚的怡和洋行求援时，怡和漠然视之。1867年，有着悠久历史的宝顺洋行宣告破产。当时琼记洋行同样摇摇欲坠，在苦撑数年后也于1875年倒闭。怡和则在顺利转型后，变得更为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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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顺洋行的破产，对羽翼尚未丰满的汇丰而言，不啻为一场“地震”。而怡和在转型后变得更为强大的现实，也迫使汇丰新的领导人更积极地去考虑汇丰与怡和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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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罗伯·布雷克著，张青译：怡和洋行，时报文化出版公司，台北，2001，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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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帝国：全球顶级金融机构的百年传奇 6 与老牌银行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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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银行一经诞生，就经历了金融风暴的洗礼。然而，正如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汇丰传记《晚清帝国时期的汇丰银行》中所称：在孟买的金融崩溃和英国阿弗伦特·加奈公司的危机之后，汇丰像凤凰一般，从旧银行和泡沫公司的废墟中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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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汇丰的执照问题获得解决，一旦汇丰度过金融恐慌时期，汇丰立即主动出击，开始在同行之间展开搏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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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金融风潮的席卷下，多家在华外资银行未能经受住金融风暴的袭击而倒闭。饱受投机风潮影响而幸存下来的几家银行，为了摆脱困境，对金融市场特别是外汇市场的交易，开始采取稳健而审慎的经营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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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华最具实力的银行，是最先进入香港和中国内地的丽如银行。丽如银行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842年成立于孟买的西印度银行（Bank of Western India），1845年总部迁往伦敦时，更名为Oriental Bank。名称由“西印度”改为“东方”，显示其业务范围和经营重心已超出印度而扩大至远东，特别是中国。同年，丽如在香港和广州设立分支机构。两年后又在上海成立代理处，四年后改设分行。1851年，英国政府颁发皇家特许状，丽如银行成为“特许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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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十年代的丽如业务发展颇快，它当时在远东的地位，正如报纸载文所说：“差不多像英格兰银行在英国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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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6年6月，在银行业龙头老大——丽如银行的倡议下，包括麦加利银行、有利银行和法兰西银行在内的几家银行，达成协议把过去一贯习用的6个月到期的汇票，缩短为4个月。从1867年1月起，在中国的分支机构，不再买卖超过4个月到期的汇票，原因是轮船的改进使欧洲与中国的海上运输航程大为缩短，继续使用6个月到期的汇票，有可能使承兑汇票的商号利用货款到手而汇票尚未到期的空隙时间，以到手的货款进行其他商业活动。用缩短汇票付款期限的办法，银行就可以指望商人在货物尚未脱手时，根据货物所开具的汇票即已到期，因而货款的偿付必须依靠本次交易以外的资金。因此，只有资金比较雄厚的商号才能进行这种交易，而银行和它们打交道，承担损失的风险也就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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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同业间的协议，遭到了汇丰银行的抵制。当其他银行拒绝购买6个月到期的汇票时，在雄厚实力的大股东的支持下，汇丰银行逆向操作、大量收进。不仅如此，汇丰还进一步利用其他银行只做4个月期票的机会，一方面从急需脱手6个月期票的商人那里，以低价购进；一方面高价抛出大量4个月到期的本行汇票，卖给竞争对手——丽如等银行。一买一卖之间，赚取了大量利润。半年下来，汇丰的汇兑业务便由920万两迅速上升到1300万两。不到10个月，其他几家银行便不得不向汇丰“投降”，重新走上6个月期票的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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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的这一招虽然被其竞争对手认为是没有遵守游戏规则，但却赢得了行外业界的赞许。汇丰表示：他们返还旧例，以事实证明了汇丰不参加联合行动所持的理由，因为它们的行动损害了贸易方面的共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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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期票战”中，新起的汇丰银行旗开得胜。而在汇兑、存款、印钞、放贷等业务方面，汇丰也同样在加速运转，蒸蒸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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