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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印钞票虽然是一些英资银行重要的特许“营业”项目，丽如银行早在1848年秋即已在香港发行小量钞币，但是整个19世纪50年代，丽如银行以外的其他银行并不热衷于发钞业务。直到19世纪60年代，银行发行钞票的活动才开始变得积极起来。1862年12月，总行设在伦敦、已在香港开业多年的麦加利银行（即渣打银行）获得发行香港钞票的权力。汇丰银行开业后，在发行钞票方面积极进取，开业不久即着手发行钞票。1868年，更准备接办香港殖民政府经营的铸币厂，使汇丰的钞票发行权由纸币扩大到硬币。只是由于条件没有谈妥，计划最后未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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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70年代以后，汇丰银行享受香港殖民政府的优待和庇护，发钞权进一步扩大。1872年，香港殖民政府准许汇丰发行票面1元的小额钞票。随后，汇丰的小额钞票大量出笼，并迅速流通于华南各地。据史料记载，在汇丰发行小额钞票的第二年（1873年），在一次从澳门到广州的轮渡上，三百多名旅客几乎全部都是使用汇丰发行的1元钞票交付轮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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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年3月，上海一家英文报纸刊登这一年2月四大英资发钞银行——丽如、麦加利、有利和汇丰——的钞票发行额，在实发的350万元钞票中，汇丰发行的钞票占到了51%以上。有30年钞票发行历史的丽如银行，其钞票发行量反而不及汇丰银行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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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吸收存款和发行纸币，汇丰银行掌握了巨额流动资金，从而在办理商业抵押贷款和商业票据贴现等业务之外，还有能力办理对清政府出于军事、政治需要的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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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银行对清政府提供的第一笔大额贷款，是1874年的“福建台防借款”。原本这宗借款为丽如银行和汇丰银行所共同承借，但总行在伦敦的丽如银行坚持债券在伦敦发行，而这是清政府所不能接受的。总行在香港的汇丰银行则并不坚持债券必须在伦敦发行，结果这笔大宗借款由汇丰独家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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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笔由福建船政大臣沈葆祯所借针对台湾等处海防的款项，借银200万两，年息8厘，期限10年，以各关洋税作担保。借款第一次以英镑为计算单位，在借取时按汇兑时价，将英镑折算成银两，归还贷款时仍按英镑汇率折算银两。这样，汇丰银行既可坐收利息，又可将当时由于银价不断下跌所造成的损失，全部由借款者承担。其次，这笔借款以各关洋税作担保，必须有英国人赫德把持的税务司印押方能兑银，从而开启了举借洋债必须有税务司出面的时代，改变了过去只要清朝海关监督出具印票的先例，亦使得税务司能够借口关税担保，掌握中国债款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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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3年11月，汇丰以6万两银子的价格，买下位于外滩海关南面的华记洋行花园，并于第二年花巨资建造了汇丰在上海的第一栋办公楼。当时的媒体报道称，楼高三层的汇丰大楼，规模和豪华程度均超过了当时“甲于上海”的丽如银行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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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道十年，汇丰银行表现出了强大的竞争力。在香港，汇丰银行已经成为最大的发钞银行、政府的出纳银行、同行的结业银行。在中国内地和日本，汇丰发展也相当迅速，成立仅十年已成为东亚地区赫赫有名的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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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帝国：全球顶级金融机构的百年传奇 [:1703456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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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帝国：全球顶级金融机构的百年传奇 8 制胜之道：“国际化”与“本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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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汇丰能快速地增强自身的实力？为什么与其同时成立的银行纷纷倒闭，而汇丰却能作为一颗新星冉冉升起？为什么它在短期内就能建立起一个极有特点的金融网络？除了外国资本对半殖民地中国有着诸多特权外，走“国际化”与“本地化”相结合的道路，以香港为总部成立本地银行，同时以上海作为经营中国的中心，正是汇丰迅速崛起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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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初创时期的汇丰银行临时委员会成员构成中可以看到：汇丰银行的后台老板，几乎没有一家不在中国有过长期活动的历史，没有一家不在中国进行过多方面的活动。而临时委员会广泛的国际性，使汇丰在以中国为中心展开经营的过程中，与对华贸易密切的美国、欧洲大陆及东南亚、印度的关系也变得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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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银行的董事构成具有广泛的国际性。在股额的分配方面，也同样具有国际化与本地化的特性。汇丰银行的发起计划书中规定：“香港和上海两地的股数相等，同时还将保留若干股额给予中国和日本的其他口岸以及居住在其他地区而与中国贸易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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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行设在香港的汇丰，不但与当时香港和上海的主要大洋行保持着密切的业务往来，而且与香港殖民政府关系密切。还在成立之初，汇丰即以“设立一个在中国多数城市都有分行的、本殖民地自己的银行”为己任。汇丰银行的发起计划书宣称：“目前在中国的银行，都只是一些总行设在英国和印度的银行的分行，它们成立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经营这些国家与中国间的外汇业务，对于已经发展得范围广、种类多的香港本地贸易就难以应付了。汇丰银行将补救这个不足，它同这块殖民地的关系，事实上将如印度三大管区（指孟买、加尔各答和马德拉斯）的银行或澳洲的银行在各该地区所承担任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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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汇丰银行成立之初，即在各方面得到了香港殖民政府的关照和偏护。汇丰银行在注册的过程中，香港总督出力甚多。而汇丰银行发钞权的扩大，同样是香港殖民政府给予了“通融”。事实上，早在筹办银行的临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汇丰银行的发起人即已表示：银行的任务之一，就是在通货改革和公共事务的财政支出方面协助香港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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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营方面，总行在香港对汇丰银行资金的有效运用，无疑提供了极其便利的条件。商业抵押放款和商业票据的贴放，是19世纪70年代以前银行资金的最大出路。对于总行远在英国或印度的殖民地银行而言，这一项最赚钱的生意经常不能有效进行，因为商业贴放市场瞬息万变，竞争激烈。和总行远隔重洋的香港或中国内地分行，在电信设施没有建立以前，遇事遵从总行的指示，难得的市场有利时机极易转瞬即逝。以下场景在这些银行中就常常出现：当分行经理根据自己的判断，市场上出现了必须放宽贴放条件的有利时机，等到向总行请示并得到同意执行时，时机早已随风而逝。不能充分有效运用银行资金，正是这些银行最大的烦恼。1870年，丽如银行的一个大股东曾抱怨道：“我们手头保有大量可供营运的资金，它虽然可以更好地使用，但实际上却成为不生产的东西。”他耿耿于怀地指出，银行资金“躺在金库里睡觉”的现象必须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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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银行的情形则完全不同。总行接近市场，不但不会束缚住分行的手脚，而且总行管理层和分行经理的眼睛同时注视着中国市场的变化，从而能够及时采取适应市场变化的措施。资金用不着闲置在总行的保险柜里，可以百分之百地得到有效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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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近市场，捕捉并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是第一家总部设在香港的现代银行——汇丰银行战胜对手的制胜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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