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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汇丰相较，总行设在英国本土的丽如、麦加利、有利、呵加剌等银行，则多半是在经历着凄风苦雨的岁月。它们此时的命运与汇丰形成鲜明的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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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进入香港和中国内地的丽如银行，在国际汇兑方面曾经是外国在华银行中最具实力者，也是最早受到银价跌落影响而产生亏损的银行。从19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它连年亏损，营业陷于停顿。1879年在南非的分行因亏损严重而被迫出售，使其在南非洲的根基动摇。1883年又因投资锡兰咖啡业和毛里求斯糖业双双失利，账面上出现巨额亏损，从而元气大伤。最后，这个在东方世界活跃了近40年的英国最老的殖民地银行，于1884年5月宣布停业清理。虽然在停业半年后，新丽如银行再度开业，但是经营不到几年，伦敦总行再次传来停业清理的消息。1892年，丽如银行在中国消失无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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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加剌银行的命运较丽如也没好多少。这家继丽如之后倒闭的银行，在19世纪80年代的经营业绩尚可圈可点。在1884年丽如银行倒闭之前，无论是伦敦的总行还是在各地的分行，其银行业务都在持续走上坡路，上海分行的业务也不例外。而且，在1880、1885和1887年，它还先后在汉口、九江、烟台设立了代理机构。它的资本在整个19世纪80年代均超过了麦加利、有利银行而紧随汇丰之后。然而，它同样未经受住银价的持续下跌和市场的激烈竞争，于1900年倒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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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银行在此十年中，呈现的同样是走下坡路的局面，其在东方的业务尤其不顺。在丽如银行倒闭的1884年，有利银行上海分行一度发生挤兑风潮。三年后，伦敦总行同样经历了一次劫难。至19世纪末，有利银行已经失去了外国在华大银行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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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岁月里，只有麦加利银行与汇丰有得一拼。19世纪80年代，它与汇丰银行一样获得迅猛发展。在香港和中国内地，它的势力得到大大扩充。在东南亚的很多地方它都领先于汇丰：在锡矿业中心的槟榔屿，1884年建立分行的汇丰虽然抢走了较它早9年建立分支机构的麦加利很大一部分银行业务，但锡矿的投资仍牢牢掌握在后者手中。汇丰银行马尼拉分行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曾一度遭遇挫折，是麦加利银行出手相援，才得以摆脱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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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帝国：全球顶级金融机构的百年传奇 [:1703456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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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帝国：全球顶级金融机构的百年传奇 6 一元存款与一角储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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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一向被汇丰认为是获得中国人“信任”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汇丰在投资资金方面努力开辟的一项重要来源。在汇丰成立后的第一个十年中，存款增加了四倍多，1874年达到1756万元。在接下来的数年中，汇丰的存款额同样增长迅猛。1880年，存款额已达242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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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汇丰银行总经理杰克逊宣布，香港的银行生意已有一半落入汇丰手中。占汇丰存款绝大多数的中国内地市场也在持续增长，其中上海分行吸纳存款最多。这一时期，上海分行的营业额已远远超过香港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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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外资企业周转过程中的间歇资金，常常是汇丰银行存款构成中的一个主要部分，但是自19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政府成了汇丰银行的最大客户。而汇丰银行的金融创新在存款业务中也有着充分体现。汇丰所迸发出的活力的确是多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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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80年代以前，汇丰银行所吸收的华人存款主要来自商界。19世纪80年代以后，一个明显的变化是由商界向外延伸，存款触角一方面伸向缩衣节食的升斗小民，一方面伸向积玉堆金的豪绅大吏。将存款业务向中国社会的两极发展，是19世纪80年代以后汇丰银行存款业务发展的显著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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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底层发展的一个手法是开办储蓄业务。1881年4月，汇丰银行上海储蓄部成立。它所接受的存款，最低从一元起存，最高一次不超过一百元。利息为“每百元每年计洋三元五角”，即3.5%。储蓄业务的开办，既让普通老百姓的储蓄欲望得到了满足，也为汇丰自己赢得了声誉，扩阔了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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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4年，汇丰香港总行成立储蓄银行，其所付存款利息最初也是年利3.5%，后减为2.5%。为吸收小额存款，银行还创设了“一角钱的储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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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业务的拓展显示了汇丰银行非凡的创新能力。资料显示，在香港储蓄银行创办的当年，这样的存款一共只有65元，但是55年后的1938年，它已发展到了1355.3万元，相当于这一年汇丰银行资本总额的6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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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银行吸收存款的另一类重要客户是当时中国的官员、商人和财主。汇丰对存户的存款以“绝对保密”著称。史载清朝庆亲王奕被御史参劾以2厘低息在汇丰存了120万两银子。对此，户部奉命追查。然而，当办事人员来到汇丰后，汇丰以“任何人存款不准告人”的行规拒绝答复，更遑论查看账目。汇丰不轻易泄露存款人秘密的“良好声誉”，以及信用良好，王公贵族、封疆大吏即使低息也将大额款项存入汇丰的现象“蔚然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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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汇丰天津分行的例子可见一斑。天津大军火买办雍剑秋之子雍鼎臣讲述其父做买办的经历时说：“满汉显贵中有些是被他（指雍剑秋，下同）行过贿的，有些见他有钱，都非常相信他，纷纷把买官鬻爵搞来的钱托他用堂名或化名存入外国银行，不计利息，甚至愿交保管费，只求保密稳当。这些人中有庆亲王奕、恭亲王傅伟、肃亲王善耆等。存入德华银行的存款全由雍剑秋经手办理，存入汇丰银行的，有时由他经手，有时由吴调卿（名懋鼎，字调卿，汇丰天津分行首任买办）转办手续。……存入汇丰银行的因系秘密存款，有些人死后，无人知其底蕴，也就白白送给了外国银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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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调卿之子吴焕之也曾谈及其父当年为李鸿章将钱存到汇丰银行的事。吴调卿与正在天津办洋务的李鸿章同为安徽老乡，两人关系密切。“我父遇事拜会李鸿章时，李多是在他的签押房单独接待。有时李拿出数万两的银票交给我父说：‘调卿，你给我放一放。’由于李信任我父，所以也不要什么字据。李鸿章故后，他在汇丰银行的存款，经计算本息共银一百五十万两。”当吴调卿事后准备将这150万两银子交给李鸿章之子李经芳时，后者曾不相信其父当时经吴之手在汇丰的存款是如此之少，因而双方发生争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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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逊执掌汇丰时期，存款迅速增长（见表2-1）。正是众多新存户的加入，汇丰银行的董事和经理们才自信地认为：“（汇丰）银行已经获得了中国人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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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杰克逊时代汇丰在上海、北京、汉口等城市发行并流通了大量钞票。与其他一些在上海等地发行过钞票的外国银行相比，汇丰发行的钞票流通得更多、更广。本应由中国中央银行行使的货币发行职能，与关税和盐税两大中央税收的存管权一样，掌握在了外国商业银行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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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那个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时代，中国主权所遭受的损害，又岂止关税存管权、外汇牌价权和货币发行权？汇丰银行上海分行所在的外滩位处租界内，而租界正是一个“国中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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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雍鼎臣：军火买办雍剑秋，《天津的洋行与买办》（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2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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