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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4年，汇丰香港总行成立储蓄银行，其所付存款利息最初也是年利3.5%，后减为2.5%。为吸收小额存款，银行还创设了“一角钱的储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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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业务的拓展显示了汇丰银行非凡的创新能力。资料显示，在香港储蓄银行创办的当年，这样的存款一共只有65元，但是55年后的1938年，它已发展到了1355.3万元，相当于这一年汇丰银行资本总额的6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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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银行吸收存款的另一类重要客户是当时中国的官员、商人和财主。汇丰对存户的存款以“绝对保密”著称。史载清朝庆亲王奕被御史参劾以2厘低息在汇丰存了120万两银子。对此，户部奉命追查。然而，当办事人员来到汇丰后，汇丰以“任何人存款不准告人”的行规拒绝答复，更遑论查看账目。汇丰不轻易泄露存款人秘密的“良好声誉”，以及信用良好，王公贵族、封疆大吏即使低息也将大额款项存入汇丰的现象“蔚然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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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汇丰天津分行的例子可见一斑。天津大军火买办雍剑秋之子雍鼎臣讲述其父做买办的经历时说：“满汉显贵中有些是被他（指雍剑秋，下同）行过贿的，有些见他有钱，都非常相信他，纷纷把买官鬻爵搞来的钱托他用堂名或化名存入外国银行，不计利息，甚至愿交保管费，只求保密稳当。这些人中有庆亲王奕、恭亲王傅伟、肃亲王善耆等。存入德华银行的存款全由雍剑秋经手办理，存入汇丰银行的，有时由他经手，有时由吴调卿（名懋鼎，字调卿，汇丰天津分行首任买办）转办手续。……存入汇丰银行的因系秘密存款，有些人死后，无人知其底蕴，也就白白送给了外国银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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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调卿之子吴焕之也曾谈及其父当年为李鸿章将钱存到汇丰银行的事。吴调卿与正在天津办洋务的李鸿章同为安徽老乡，两人关系密切。“我父遇事拜会李鸿章时，李多是在他的签押房单独接待。有时李拿出数万两的银票交给我父说：‘调卿，你给我放一放。’由于李信任我父，所以也不要什么字据。李鸿章故后，他在汇丰银行的存款，经计算本息共银一百五十万两。”当吴调卿事后准备将这150万两银子交给李鸿章之子李经芳时，后者曾不相信其父当时经吴之手在汇丰的存款是如此之少，因而双方发生争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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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逊执掌汇丰时期，存款迅速增长（见表2-1）。正是众多新存户的加入，汇丰银行的董事和经理们才自信地认为：“（汇丰）银行已经获得了中国人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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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杰克逊时代汇丰在上海、北京、汉口等城市发行并流通了大量钞票。与其他一些在上海等地发行过钞票的外国银行相比，汇丰发行的钞票流通得更多、更广。本应由中国中央银行行使的货币发行职能，与关税和盐税两大中央税收的存管权一样，掌握在了外国商业银行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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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那个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时代，中国主权所遭受的损害，又岂止关税存管权、外汇牌价权和货币发行权？汇丰银行上海分行所在的外滩位处租界内，而租界正是一个“国中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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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雍鼎臣：军火买办雍剑秋，《天津的洋行与买办》（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2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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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吴焕之：汇丰天津分行买办吴调卿，《天津的洋行与买办》（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71页。吴调卿为安徽婺源人，当时婺源隶属安徽，今属江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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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帝国：全球顶级金融机构的百年传奇 [:1703456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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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帝国：全球顶级金融机构的百年传奇 7 金融网扩展：成就远东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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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逊善于开拓的个性，在他出任汇丰总经理之前就已经在日本横滨有过展现。在上任后的十年时间里，他所领导的管理层深思熟虑地将汇丰银行的金融网络铺得更为完整，不仅在中国各主要通商口岸城市的金融网络更加细密，而且也在国外对华贸易的关键地点设立了大量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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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杰克逊执掌汇丰大权的当年，汇丰银行在中英《烟台条约》的签约所在地烟台设立了代理机构。第二年（1877年），福州分行成立。两年之后（1879年），九江的代理机构成立。1880年，又在广州设立分行，同时在已开埠的北海设立代理处。第二年（1881年），在贸易地位日趋上升的北方重镇天津设立分行，同时在南面的澳门设立代理处。四年以后（1885年），汇丰的触须伸向北京。1886年又南向台湾，在通商口岸——打狗（今高雄）设立了代理处。在经历了第二个十年后，汇丰银行在中国已经建立起一个北起北京、南临北海、东到台湾、西至九江的金融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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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银行在中国内地的金融网络中，天津分行与北京分行的先后设立，对于成就杰克逊的金融霸业具有特殊意义，因此值得特别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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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开辟为通商口岸的天津，是19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开辟新的出口大宗皮毛产品的枢纽，同时也是外国商品向中国华北倾销的重镇。在贩卖鸦片领域打败怡和、宝顺洋行而壮大起来的沙逊洋行，既是这个地区皮毛产品出口贸易的垄断者，也是这个港口城市鸦片和棉织品等输入商品的主要推销人。在汇丰银行天津分行成立以前，沙逊洋行在贸易的金融周转上，靠的是经常购买大量黄金来清偿贸易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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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1年，汇丰银行天津分行成立。几年后，沙逊洋行的一个当事人回忆道：“当我们初来天津的时候，这里还没有银行。1881年6月，汇丰银行在这里设立了一个分行。从此以后，我买金子就大大减少了。1880年，我们买了2000条金子，第二年我们只买了855条，下一年为430条，再下一年仅为10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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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汇丰银行天津分行得到便利的，当然不只沙逊洋行。由于汇丰对天津的洋行普遍提供金融周转和融通方面的便利，使这个港口对欧洲的直接贸易，在19世纪80年代上半期开始显著增加。在80年代初期以后的20年里，华北地区逐步形成了以天津为中心的华北洋货推销和土货收购网，进出口贸易蓬勃发展，汇丰天津分行正是这一购销网的金融支柱。也正因此，汇丰天津分行牢固地掌握了天津的外汇市场，该行的外汇牌价成了当地外汇经纪人业务进退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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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分行的设立及其日后业务的蓬勃开展，不能不提到它的第一任买办吴懋鼎。他不仅是汇丰天津分行经营上的功臣，也是汇丰天津分行一些关系网得以建立的关键人物。17岁时即在汇丰上海分行学做生意的吴懋鼎，由于业余自学英文、勤练业务，逐渐得到上海分行买办席立功和分行经理的赏识。当汇丰筹办天津分行时，吴懋鼎被派往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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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懋鼎之所以被看中，还因为其与正在天津办洋务的李鸿章系安徽老乡。结交权势人物、打通政府关节，是靠近京城的天津分行的一项主要任务。英文好又擅长与洋人打交道的这位小老乡受到正在办洋务的李鸿章的赏识，而吴与李的密切关系，又使得汇丰银行对吴更加倚重。吴懋鼎在天津分行买办任上，一待就是四分之一个世纪，直至1904年才辞去买办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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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分行开张后，汇丰银行将目光投向了清政府所在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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