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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日本从借款中所获得的好处，日本首相寺内正毅在1918年9月下台后说：“本人在任期内，借与中国之款，三倍于从前之数，其实际上扶植日本对于中国之权利，何止十倍于二十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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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迪斯则在1917年10月的一封私人信件中充满了对日本的羡恨与对中国的失望：“目前的中国政府根本无视国家的前途，一心只想弄到钱来维持他们的地位，显然正在把中国出卖给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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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袁世凯去世后，北京政坛上权力更迭频繁。1917年11月，权力斗争使再次担任总理仅4个月的段祺瑞下台。对于此后的政治形势，熙礼尔感到，眼前似乎是一个更加不稳定的时期。他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写道：“总统现正着手组织新内阁，其寿命可能比其前任还要短。据我看来，在让南方得到一定地位，同意参加内阁以前，中国不可能有一个稳定的政府。一般说来，政治前途阴暗，毫无希望。没有政府，没有合作，也没有爱国心。每个带着一群武装党羽的督军本身就是法律，看起来真像是处在欧洲黑暗时代和英国贵族统治时期的年月里。现在无法推测今后到底是什么样的结局。我们只能坚信，我们寄以希望的中国及其国民品德的不可毁灭性终究会把这个国家拯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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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在时刻关注着中国的政治形势，此时它所关注对中国的政治贷款，远远超出金融业务本身。因为在近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中，政治贷款不似一般存款，拆放、汇兑等起调节金融市场作用的具体业务，通过特定的贷款，在获取高额利润的同时，更可加大在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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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汇丰在这个时期的政治贷款方面，抱怨多于成果。而且，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汇丰曾一度遇到麻烦。因为汇丰有德国资本，它的董事会里有4个德国人，汇丰的业务也与德国有密切联系。[1]这不仅受到英国政府的干预，舆论对汇丰银行也极为不利。汇丰此时的4名德籍董事为汇丰效力多年，都是极具实力的德国洋行的大班。但在两国交战的形势下，他们不得不离开汇丰，其中两位辞职，另两位请了长假。汇丰董事会从12人减至8人。汇丰大量的国际协议与德国的德华银行有关[2]，或许与4名德籍董事所在洋行的进出口业务密切相关，只占汇丰股本不到5%的德国人，在董事会中却占有33%的席位。战时不能跟德国人做生意，汇丰的业务范围不得不有所收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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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汇丰在中国的存款、拆放和汇兑等具体业务方面依然收获颇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从资本额和银行实力来说，汇丰在当时国际银行界并非数一数二，但汇丰从一开始即专注于亚洲特别是中国市场，它的所有活动几乎都是围绕其在中国的利益进行，因此虽然国际上一些大银行在总体规模方面超过汇丰，但经营重心并不在中国。这样，汇丰在中国存款、拆放和汇兑等具体业务方面依然占有相对优势，继续成为中国最有名的外资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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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银行总经理斯特布驾驶着汇丰这艘巨轮，成功地度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的混乱以及其他种种危机，维持着平稳的经营局面。中国局势不稳和社会动荡对汇丰来说并不全是坏事。尽管汇丰的存款利息很低，但是军阀、官僚、地主这些有钱人纷纷把钱存进了信誉良好的汇丰银行。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汇丰吸收的存款大幅增长，从而弥补了因缺少政府借款和与国际贸易脱节而带来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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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是汇丰银行丰收的一年。这一年，汇丰实现纯利732.8万元，1918年与之相比只是略有减少，盈利659.72万元。由此可见，战争并没有给汇丰银行带来实质性的伤害。在此后的4年里，汇丰银行的盈余更是大幅增加。1922年，汇丰银行盈利达到1293.24万元，差不多达到1914年那个好年头的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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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汇丰银行，不仅经营方面没有出现大起大落，而且还在不断地扩张着地盘。1914年在青岛、1915年在哈尔滨，汇丰的分行相继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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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汇丰最早发起人中有德国的德忌利士洋行和禅臣洋行。1889年，汇丰银行在德国汉堡开设分行，是汉堡第一家外资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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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日甲午战争后，汇丰与德华银行两度合作，夺得向中国政府提供巨额贷款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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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帝国：全球顶级金融机构的百年传奇 5 新国际银行团成立：汇丰继续扮演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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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国际银行团名存实亡。欧洲列强自顾不暇，银行团中只有日本对中国贷以巨款。远离战场并大发战争财的美国和日本在“一战”中乘机加强了对华经济扩张，它们在对华贸易上竞争激烈，摩擦增多。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在中国拥有巨大利益的英国卷土重来。多年来一直作为同盟国而存在、共同瓜分与平衡在华利益的英、日之间也同样发生了尖锐矛盾。此外，经济实力已取代英国的美国，已经不甘心屈从于英国之下。列强在华利益格局发生着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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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及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发生，使德国和俄国出局。早前退出银行团的美国重新对贷款给中国发生兴趣。1920年10月，美、英、法、日新四国银行团重新签订协定。银行团成员国同意，平均分摊日后所有对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或由他们担保的公司的贷款。银行团各成员所属国政府表示，只要银行团所从事的业务符合协定的规定，它们便给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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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银行团中英国方面的成员，除汇丰银行外，还包括巴林兄弟银行、国民西敏寺银行、麦加利银行、施罗德银行、罗斯柴尔德银行和英国贸易公司。鉴于汇丰银行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最大和最有声誉的英国银行，因此它分得1/3的业务，和1912年旧银行团的分配比例相同。英国再次确定了汇丰在英国财团的领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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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汇丰看来，新银行团如果对中国没有一个国际协调的政策，中国就会成为像日本那样的个别国家的盘中餐，同时恶性竞争将使列强在中国难有所获。正如阿迪斯所说：“如果像日本‘西原借款’那样的外国借款……被允许继续下去的话，那么，出现由银行团出面迫使中国偿还借款而对中国进行干涉的局面，就只是时间问题而已。随之而来的必然是中国的破产和崩溃。唯一能防止发生这种轻率地走向毁灭性竞争的方法，就是用国际合作来代替国际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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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迪斯同时承认：“参加了新银行团，汇丰银行就不得不承担某些它原先并不愿承担的政治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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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让阿迪斯感到失望的是新银行团并没有取得什么大的实际成就。这个由汇丰银行精心经营的事业，总共只贷出几笔数额不大的款项，根本无法与袁世凯时代的善后借款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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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多年以后，阿迪斯在一封回顾新银行团情况的信件中说：“我认为，不要因为银行因本身没有干什么事而责备它……明显的答案是：它到底能干些什么？借款到底应该借给谁？是借给中国北方政府还是南方政府？事实上，只要中国没有一个稳定的政府或者在没有马上能组成这样一个政府的希望，而且也没有适当的担保品的情况下，提出要对中国进行贷款的任何主张都是愚不可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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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迪斯指出，尽管中国人需要钱，但他们本身并不乐意被迫从一个银行团那里弄到钱。他们宁愿去和列强分别讨价还价，以为列强间的竞争将会使他们得到更优惠的条款。中国始终有着潜在的猜疑，即列强联合起来正是为了它们自己的利益。日本参加银行团这一事实更使中国人联想到银行团宣言也一定靠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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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阿迪斯谈到了之所以让日本加入新银行团的考虑。“由于种族上和地理上的种种原因，日本可能最终在中国取得优势地位。这将危及英国的贸易，低估或忽视这一点都将是愚蠢的。”他写道，即使银行团只代表一项理想的政策，它也必须继续存在下去，因为多少可以对日本起到制衡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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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望归失望，银行团对汇丰银行来说并非一无所获，至少提高了汇丰的声誉。正如阿迪斯所说：“作为银行团的领袖，汇丰银行在伦敦金融界的信誉无与匹敌。这使汇丰银行能了解到欧洲大陆各列强（对中国）的意图和野心，并得到了（英国）历届国务大臣们的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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