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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在中国经济史上的突出地位和作为一个国际大都会的存在，是一些现代上海人最喜欢想象的场景。在那个特殊的畸形时代，其突出地位几乎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作为外贸中心，上海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在外国对华进出口贸易和商业总额中占到了80%以上，直接对外贸易总值也占到了全国50%以上；作为工业中心，上海是民族资本最集中的地方，1933年时民族工业资本占全国的40%；作为金融中心，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不仅拥有外国对华银行业投资80%的份额，而且是中国几乎所有主要银行的总部所在地。金融业的机构和投资工具，在当时品种齐全，总量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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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金融中心的这个架势，其实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已经初具规模。还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强们资力雄厚的银行便先后落户上海。举其大者，有德国的德华银行（1890年）、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1893年）、沙俄的华俄道胜银行（1896年）、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1899年）、美国的花旗银行（1902年）、比利时的华比银行（1902年）、荷兰银行（1903年）。与汇丰银行一样，这些新成立的银行既担负着为本国政府争夺在华权益的特殊使命，也代表着这些国家在中国进行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的金融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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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老上海形象在当代人眼里的最典型代表，无疑是上海外滩那一排以旧汇丰银行大楼（现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大楼）为主的老建筑。在这条被称做“万国建筑博物馆”的金融街上，除了汇丰银行大楼（1923年落成）之外，华俄道胜银行大楼（1905年建成）、东方汇理银行大楼（1911年建成）、有利银行大楼（1916年建成）、麦加利银行大楼（1923年建成）、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大楼（1924年建成）、扬子保险公司大楼（1928年落成），以及中国通商银行大楼等，这些今天所见的老建筑，早在20世纪20年代便已经耸立在那里。当改革开放初期上海意图重振金融业时，也同样是想恢复这条让人含有复杂情感的“金融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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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和北京的金融街，在20世纪20年代也同样显赫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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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海一样，北方商埠城市天津，也是一个以租界区为主体发展起来的近代城市。自1881年汇丰银行在天津设立分行，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天津逐渐建立起一批外国银行和中国现代银行。其中，英法租界中街（今解放北路）是租界区最早形成的街道，因集中建造了许多银行建筑而素有“银行街”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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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早期的银行建筑，与天津金融业发展水平一样还比较一般的话（如银行建筑都比较简朴，像1900年前后建造、保留到今天的华俄道胜银行大楼），那么，到了20世纪20年代，一些银行大楼，也像天津金融本身的迅速发展一样，变得坚固而耀眼。在这条中街的两侧，一些气派的银行大楼陆续建成，像美国花旗银行大楼（1921年建成）、英国汇丰银行大楼（1924年建成）、麦加利银行大楼（1925年建成）、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大楼（1926年建成）、（中国）盐业银行大楼（1929年建成）。[1]时至今天，它们依然是天津市的一道独特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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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北京，现在的人们也许早已忘记了西交民巷和东交民巷曾经是显赫非凡的“金融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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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时期，西交民巷这条街上曾开设过数十家银行。其中，中国首家官办银行——户部银行，即设在西交民巷。1905年8月，户部银行在今西交民巷27号院开办。1906年11月，清政府改革官制，户部改为度支部，1908年3月，户部银行改为大清银行。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南京宣布将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只可惜，当年户部银行的办公大楼没能保存下来，只有在门口的两座门柱下部还残存着清代遗留的雕花石墩。不过，西交民巷依然留存着不少完整的银行建筑。其中大陆银行、北洋保商银行等银行老楼，已成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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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交民巷是中资银行的集聚地，而东交民巷则是北平解放前外资银行的汇集地。当时的中法工商银行、汇理银行、花旗银行、运通银行、麦加利银行、汇丰银行、德华银行均设在这里。《燕都丛考》记述：“民国十年（1921年）以前，各银行竞于是谋建筑，颇有作成银行街之想，嗣以市面衰落，遂一蹶而不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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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都丛考》所说的东、西交民巷“市面衰落，遂一蹶而不复振”，指1928年6月南京政府“二次北伐”赶走盘踞在北京的奉系军阀，并取消北京作为北洋军阀政府首都的地位，将北京降格为“北平特别市”。此后北洋政府各部纷纷迁往南京与南京政府合并，史称“政府南迁”。东交民巷的各国使馆也迁至南京，金融业则更进一步集中于上海。自此，东、西交民巷作为银行街渐趋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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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一时期在中街以外的地方建成的银行大楼，还有浙江兴业银行（1925年建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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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帝国：全球顶级金融机构的百年传奇 [:1703456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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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帝国：全球顶级金融机构的百年传奇 第四章 沉浮：战争与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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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1942年），尽管蒋介石仍立足于重庆，但日本已席卷从菲律宾到缅甸的东南亚。汇丰银行眼看着它在远东的全部财产化为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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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毛里斯·柯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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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52年4月，英国在华企业的大部分已经表达了要停止运营的意图。与他们竭尽全力扩展在华商贸活动的传统方式相反，英国资本现在正在尽各种努力从那个遥远而又不平静的土地上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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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谢艾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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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汇丰的“大班”史上，没有谁比祁礼宾受到的耻辱更多。当他在1930年从海因斯手上接过汇丰的帅印时，虽然大英帝国的太阳已经偏西，但汇丰在中国内地的事业依然如日中天，在香港的业务蒸蒸日上，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展现出勃勃生机。祁礼宾不仅在香港政经界能量极大，而且曾一度是蒋介石的座上宾。然而，在他执掌汇丰逾十年后，1941年的汇丰，不仅中国内地的业务因日本侵华战争的持续而几乎全部停顿，香港及东南亚主要经营地也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沦陷于日军之手，祁礼宾本人更是沦为阶下囚，随后与原先圈定的汇丰接班人相继含恨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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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汇丰的“大班”史上，也没有谁比摩尔斯更幸运又更失落。当汇丰一把手的位置已经指定于他人时，他却在一场残酷的战争中，将汇丰的帅印握在了手中。在日本战败投降后，汇丰终于重新恢复香港、中国内地及世界各地的业务。然而，摩尔斯也同样承受着汇丰的大起大落所带来的悲欢离合。当他将总部由伦敦迁回香港，并在中国积极重建，以期重新构筑其东方金融帝国的大厦时，历史的风云再次变换。一个雄心勃勃的汇丰发展计划，在中国国内革命战争的炮火中逐渐灰飞烟灭。当毛泽东宣布“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时，摩尔斯知道，作为帝国主义国家的银行，不仅此前享有的特权将不复存在，连自身在中国存在的合理性也变得不可能了。1955年，当汇丰这个“被监押的帝国主义”在上海的角落里仅象征性地保留一个营业机构时，其他所有在内地的分行已经全部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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