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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熙礼尔去世前的1923年4月，在北京近距离观察中国政经局势约40年的熙礼尔向伦敦提交了一份有关中国财政状况的备忘录。他说，无担保债务确切地计算是7亿元，而政府的贪污、浪费和各地军阀就地非法截留，是国家财政枯竭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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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个月，熙礼尔还发给了伦敦一份有关中国政治前景的分析报告。这份从一个接近吴佩孚的北京官员口中得到的情报称，吴佩孚自信将是南北一统后统治中国的人物。这位官员断定，不出一个月，吴佩孚的军队就会把孙中山赶出广州；三个月内，将统一长城以南的整个中国；然后，派兵出关，打垮盘踞东北的张作霖。到了秋天，一切就会尘埃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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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后看来，这份分析报告所反映和传达的，不过是吴佩孚的白日梦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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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艾伦在熙礼尔去世后全面挑起汇丰北京分行的重担。同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直系军阀吴佩孚和奉系军阀张作霖各投入50万兵力，拉开了民国军阀作战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战争的序幕。当吴佩孚和张作霖酣战不休时，直系军阀冯玉祥突然倒戈，急速回军，占领北京，直系军阀政府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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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7日，艾伦写信向总行汇报：“你处想已从新闻电讯中得知本月23日星期四在此处发生的政变。那天早上，当我们到银行时，发现冯玉祥将军已经突然返回，占领了北京，占据了政府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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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一个大军阀的背后，其实都有一些列强在撑腰，有的明显，有的隐晦。他们在自己所要寻找的代理人身上，不仅投资很多，也押了很多宝。就皖系军阀段祺瑞而言，除日本方面曾极力拉拢他之外，英国也作了不少扶持，只是英国方面没有日本人走得那么远；对于吴佩孚与张作霖，就日本和英国而言，则是有比较明确的支持对象，英国倾向于支持吴佩孚，日本则花更多精力培植张作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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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伦对冯玉祥到底能在北京待上多久表示怀疑。他认为，吴佩孚肯定不久就会再次回到北京，重新赢得政权。然而，事实是吴佩孚并没能夺回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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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5日，末代皇帝溥仪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软禁于其父醇亲王的宅邸中。北京出现了由冯玉祥与段祺瑞、张作霖联合组成，由段祺瑞执政的“临时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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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风云莫测的政局，汇丰银行在金融业务上不得不谨慎从事，在政治路线上也得小心应对。对汇丰来说，谁是北京政府的掌权者，表面上就会支持谁，这是汇丰多年来所遵循的一条办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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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5日，临时执政的段祺瑞通知艾伦去见他。当艾伦接到这个消息后却犹豫了。他并不是很愿意去见段祺瑞，因为他认为段祺瑞之所以约见他，可能是为了要汇丰给新政府以财政援助。拒绝不去，难免要得罪段祺瑞；答应去，又不知道各国对新政权的态度究竟如何，而提供援助，目前非汇丰和银行团所愿。在当时中国政府借款支出无法控制、难以获取到更大利益的情况下，银行团是明确反对贷款给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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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艾伦即刻去征求当时英国驻华公使、北京外交使团团长罗纳德·麦克利（Ronald Macleay）爵士的意见。麦克利认为，外交使团已经默认了新政权，艾伦可以去见段祺瑞。在听取了意见后，艾伦当即前去拜会段祺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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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晤在段祺瑞私邸内进行。出乎艾伦意外的是，段祺瑞纯粹是礼节性的约见，压根未提借款或垫款之事，而只是客套地表示汇丰过去曾给予中国政府巨大帮助，今后在中国必须解决的一些财政问题上，如有需要，希望汇丰提供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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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伦表示，汇丰的一贯政策是对中国历届政府都竭力维护中国的信用，而且段祺瑞可以得到这样的保证，即汇丰将时刻准备在各方面给中国政府以力所能及的援助，“当然这些援助须经我国政府批准，并与我们现在已承担的责任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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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谈结束后，段祺瑞亲自将艾伦送到门口。翻译人员告诉艾伦，这是段祺瑞对他表达的一种“不同寻常的敬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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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之所以对艾伦如此热情，关键在于不仅当时英国是中国对外贸易最主要的国家，艾伦所在的汇丰银行更是中国金融市场上举足轻重的银行。而对汇丰来说，中国的政治情势变化莫测，结局也难以预料。因此，与在位的当权者搞好关系，同样是最务实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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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毛里斯·柯立斯著，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译：汇丰——香港上海银行（汇丰银行百年史），中华书局，北京，1979，103～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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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帝国：全球顶级金融机构的百年传奇 9 海参崴分行的短暂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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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声称：“把商业与政治分开，奠定了自由经济的基础。”英国在香港的总督和驻华使馆的官员们曾声称：对本国私人企业在当地的经营不加干预，是大英帝国的传统。汇丰大班也一贯主张经营银行不以国际政治为考虑准绳，只会沿着业务发展本身的轨道前进，只从财务的角度决定每笔交易的取舍。直至今天，汇丰对其全世界各地的员工作出要求，必须秉承以下理念：作为商业组织，汇丰占统治地位的目标是为股东们的资本提供满意的回报。政策不偏向某个政党或政党组织，在与东道主政府及监管部门进行合作的同时，政治上应保持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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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看到，自从晚清陷入西方列强的瓜分狂潮以来、直至整个北洋军阀时代，汇丰银行金融政策的政治面貌已变得越来越鲜明。在这个强权的时代，汇丰虽然不似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沙俄的道胜银行那样充当本国政府的代言人，与政府的关系表现得赤裸裸，但也时常成为执行本国政策的工具，时常“用英国政府的声音讲话”。相应地，英国政府在很多方面给予汇丰直接支持。19世纪90年代的汇丰银行伦敦分行经理嘉谟伦曾被认为是英国外交部最可靠的心腹和顾问。而其继任者、国际银行团的核心人物阿迪斯更是直白地指出：“金融与政治不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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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银行海参崴分行的设立和撤销过程，是阿迪斯以上话语的最好注解，也是汇丰银行政治决定业务的典型个案，这段时期不仅其在中国的发展如此，在中国之外地盘上的经营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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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参崴分行的设立以及汇丰在中国东北的经营，可以从日本发动的两场战争说起。正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的两次不宣而战，极大地改变了欧亚世界里中国与沙俄两个大国的政治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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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即1894年日本发动的中日甲午战争。日本海军将清政府经营多年的北洋舰队彻底粉碎，随后引来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再随后革命持续不断，并于1911年爆发武昌起义，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帝制土崩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