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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银行是运送中国白银出口的主力军。仅1934年8月21日当天，汇丰银行便交由英国邮船“拉普伦号”从上海运走白银1150万元。史料记载，上海的外资银行1934年1月共存银2.75亿元，到年底仅存银5400万元。不仅如此，更多的白银以走私的方式流出境外。白银大量快速外流，对中国极为不利，通货紧缩日甚一日。银根趋紧，银价上涨，物价下跌，国民经济受到巨大威胁，白银风潮随时可能引发经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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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9月，南京政府就美国大肆收购白银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巨大破坏提出严正抗议，但美国未予理会。南京政府随后采取加征白银出口平衡税措施，使外售白银者获利微薄，以遏制白银外流。然而，美国银价的继续提升，大规模白银走私出口的洪流依然存在，并未能稳住国内银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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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国民政府的财政开始陷入困境。当时宋子文等国民政府高层曾与汇丰银行有过密切接触。其中，1934年12月，宋子文曾试图通过汇丰银行从英国得到一笔2000万英镑的借款，以偿还内债及政府到期外债和稳定币值。虽然祁礼宾认为宋子文的提议值得认真考虑，但巨额贷款并没有实现。倒是汇丰银行上海分行经理亨奇曼在外汇操作上帮了国民政府的忙。为此，蒋介石曾颁发给祁礼宾和亨奇曼勋章和金表予以表彰。亨奇曼后来写道：“我倒以为，如果我们不予以支持，那就可能发生崩溃，就会使我们损失一笔难以想象的巨额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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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防止白银大量外流引发金融危机，国民政府决定放弃银本位，切断白银与外国的联系，着手实施以“制止通货膨胀，平抑物价并保持物价水平平稳，促进进出口贸易”为主要目标的币制改革。1935年春夏间，币制改革方案的基本框架确定，国民政府并希望英、美对币制改革施以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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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国际政治和经济格局下，英国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法币改革采取支持态度。英国派遣的财政顾问李滋罗斯（Frederick Leith-Ross）来华积极推进了币制改革的设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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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1月3日，币制改革令以财政部“法币政策实施报告”的形式公布。自1935年11月4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家国有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法定货币），今后流通使用的货币仅限于法币；逐渐收回除法币以外的其他纸币；设置法币准备金管理委员会；各种银币和现银有义务兑换成法币；以往使用银元单位的契约文件折算为法币；为维持法币与外币汇率的现状，对外币实行无限制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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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币改革政策宣布后，英、美、日等国政府作出了不同反应。英国在华拥有最多投资和最大商业利益，币制改革一宣布，英国驻华公使即要求在华英商和英国侨民遵从这一法令，使用法币不得再用现银。汇丰、麦加利等银行率先将库存现金及白银，交予国民政府的中央银行。美国实施的白银政策正在加大对中国的影响，美国驻华大使声称公使无权命令其在华私人企业及银行遵守中国法令，但同时暗使花旗、大通银行及美孚等企业把白银交给国民政府的中央银行收兑，不再使用银洋。已经占领中国东北和继续加大在华北扩张势力的日本，则竭力抨击新币制，打击新法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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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新币制法令生效时，国民政府收回的银元被运到香港，存放于汇丰银行金库。随后银元被装箱运往伦敦售予美国，所售得款存放于纽约和伦敦以作为中国发行纸币的准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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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制改革对稳定经济，特别是对民族工业的复苏起到了巨大作用。至于法币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蒋介石在1939年说：“如果这次抗战发生在币制改革之前，那么中国可能稍微提早败亡或者也许忍辱求和。幸亏现在有法币制度，由此形成良好的金融经济秩序，能为长期抗战打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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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的金融改革，使中国摆脱了白银的束缚，对汇丰在中国的影响力而言是一种削弱。不过，币制改革成功，一个稳定和发展的中国符合汇丰的长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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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宣布实行币值改革数日之后，香港政府也行动起来，于11月9日宣布放弃银本位制，在12月6日颁布货币法令。新币值同样以纸币取代银币，将纸币定为法定货币，并宣布确认发钞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定货币。这样，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和有利银行的钞票遂成为唯一法定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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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币改革无疑是中国金融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信用货币取代金属货币，成功化解了全球金融一体化的加深而引发的白银风潮。然而，把具有保存价值的白银换成纸币，对于很多中国百姓来说却是一次痛苦的经历，因为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国家政治形势急转直下，长期失去和平的环境和健全的行政管理，导致钞票最后大幅贬值，百姓手中的纸币越来越“废纸”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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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帝国：全球顶级金融机构的百年传奇 3 外滩收尾之作：中银大厦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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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实行的法币改革以及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结束了长期依据汇丰银行挂牌作为中国实际汇率的做法，上海金融市场原来由汇丰银行主导的这种局面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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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由于中国各阶层的决心和努力，这时收复国家主权的运动在很多方面都已取得进展。从1929年到1934年，中国收复了已丧失多年的海关自主权，进口关税从4%上升至25%，从而恢复到了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依此一定程度上可以对国内市场实施保护；废除了针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入市税——厘金，也就相当于取消了民族企业与外国企业之间的一项极其不平等的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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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银行业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从中国银行的发展可窥见一斑。此时的中国银行，是全国规模最大、业务最发达、可吸收存款和发行钞票最多的大型银行。自从1928年11月将总管理处从北京迁到上海后被定位为“国际汇兑银行”的中国银行，开始向海外大步迈进。1929年11月，伦敦经理处开业；1930年7月，国外部正式成立；1930年11月，请英国米特兰银行（Midland Bank）的副总会计师尼科尔（E.Nicols）协助改革中国银行会计制度；1931年9月，日本大阪分行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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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国银行领导人的目标是：“总要有一天能把中国银行来替代汇丰银行的地位。”[1]此时的中国银行有理想、有责任、有操守，其向国际金融市场的拓展，开始代表着中国在国际金融界占有一席不容小视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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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海外迈进的同时，中国银行的上海总部大楼建设计划也在积极酝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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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由西方设计师设计的外滩“万国建筑群”在城市天际线上投下的新剪影已经基本成型。然而，在这条天际线上画下最后一笔的，是中国银行董事会于1934年4月决定建造、由中国建筑设计师参与设计的中国银行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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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跻身于外滩的行址，原是1908年德国人兴建的德国总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清政府对德宣战，德国总会大楼作为敌产被中国政府接管，继而由中国银行购入。出于业务发展的需要，中国银行决定将其推倒，重新建造一幢显示其发展雄心的标志性银行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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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银大厦的建筑过程，有着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即中国银行与新沙逊洋行大班、上海“房地产大王”维克多·沙逊间的“第一高楼”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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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逊家族在东方经营的沙逊洋行和新沙逊洋行，曾经在孟买和上海滩叱咤风云。1832年，当渣甸和马地臣在广州正式成立怡和洋行时，从祖居的巴格达迁到印度的大卫·沙逊在孟买创办了沙逊洋行。这两家同样以从印度贩运鸦片到中国而闻名的洋行，曾经有过激烈的竞争。由于控制着鸦片原料产地，沙逊洋行在鸦片贸易中逐渐占得上风。1864年，大卫·沙逊去世，其在孟买的沙逊洋行总部由长子阿尔伯特·沙逊接管。次子伊莱亚斯·沙逊（Elias D.Sassoon）于1872年创立新沙逊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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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沙逊洋行建立之初，主要经营鸦片买卖和纺织品等贸易。1877年10月，伊莱亚斯取得外滩今和平饭店所在地的产业后，开始涉足房地产经营。三年后，伊莱亚斯去世，由长子雅各布·沙逊（Jacob E.Sassoon）继续经营。1916年，雅各布去世后，新沙逊的实际控制权落入第三代继承人维克多·沙逊之手。因瘸了一条腿而被“老上海”们称为“跷脚沙逊”的维克多，开始将业务重点转向房地产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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