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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帝国：全球顶级金融机构的百年传奇 7 重庆分行建立与复业前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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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终将胜利。在香港沦陷半年后，即1942年6月，日本海军在中途岛战役中受到美军重创；1943年年中，被吹嘘为不可战胜的驻新几内亚的日本陆军也被悉数歼灭。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败象已经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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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军队在中国主战场上也开始进入大规模反攻阶段。在中国人民浴血抗战下，残暴的日军锐气尽失，等待他们的是失败和被历史审判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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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伦敦，摩尔斯时时关注着中国形势的发展，不断地通过英国驻重庆大使馆与国民政府保持联系。在中国的众多分行关门歇业后，摩尔斯着手考虑在“陪都”重庆开设分行的问题。他与汇丰银行的政治顾问、英国驻重庆大使馆财务顾问卡瑟斯一直保持着通信。还在1942年5月，卡瑟斯就在一封给摩尔斯的信中写道：“应该作出计划，保证在战争结束时汇丰银行能毫不迟延地大踏步前进，超越同业。看来汇丰银行未来的责任将大大地落在你的肩上。很多从集中营出来的人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不会有多大用处，年老的则不想再干了。所以，即使在战后，很可能管理的责任仍将落在你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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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初，摩尔斯已经作出在重庆开设分行的决定，并派穆瑞前去筹备。不久之后，由葛雷接替。一年后的1944年2月，葛雷在信中向摩尔斯汇报了重庆分行一年来的营业状况。其业务主要是给英国政府军事代表和文官代表们开立账户，存款共800万元；其他如外汇业务则是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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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分行的业务虽然无甚可称道之处，但它对汇丰银行仍然具有特别的意义，摩尔斯着眼的是战后重返中国，全面恢复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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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6月8日，摩尔斯在伦敦召开的全体股东年会上，作了汇丰银行在战争时期有关情况的回顾性报告。自战争开始以来，共有19名英国职员丧生，25名落入敌手，137名在皇家军队服役。银行盈利21.6万英镑，虽然比战前大幅减少，但也还差强人意。摩尔斯说：“我的首要责任是把我们控制下的流动资产保持无缺，它的数字是颇为庞大的。”此外，“把我们的机构保持在这样一种状态中，即一旦情况允许在远东恢复贸易时，我们将处于尽快可以复业的地位。”为此，他建议把全部盈利转到准备金中去，不付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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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摩尔斯立即派1942年从香港逃出的芬尼克返回香港，就有关情况写出报告。9月9日，芬尼克到达香港。16日，他给上司写信报告了香港的最新情况：“职员们的健康情况比预料的好，但他们不具备担任艰辛工作的条件，必须在一两个月内予以接替。葡萄牙籍职员101人，战争期间大多留住澳门，像188个中国籍职员一样，立刻回来工作。汇丰银行的情况超出一切预料，把银行重建成原样，我看没有什么困难，因为档案账目实际上是完整的，大厦建筑丝毫无损，职工们为了使办公室能够重新使用，已经做了很好的工作。当然，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把事情整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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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尼克接着说，他将向被军方抓起来的日本清理官中的两人调查有关受胁迫而发行的钞票一事。“情况处处比我们任何人预料的都好。我们在国内听到的那种关于遭到破坏的传说，是被大大地夸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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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摩尔斯将汇丰总行迁回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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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帝国：全球顶级金融机构的百年传奇 8 香港光复与汇丰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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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汇丰银行重新回到东方。然而，世界格局已经改变：德国、日本沦为被管制的国家，英国、法国也已失去往昔的辉煌。东方格局也已经改变：日本在亚洲的霸权地位被美国取而代之，英国的一系列殖民地走向独立。中国时局也已经改变：国民政府重新回到首都南京，但是中国共产党深入民心，其民望与势力急速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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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香港依然由英国占领，虽然蒋介石决定乘此机会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但英国早作谋划，抢先一步重新占领了香港并恢复港英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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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6月，汇丰银行在香港召开了选举董事的股东大会。大会追认摩尔斯为总经理，同时选举其为董事，董事会又重选他任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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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在日本胁迫下签字发行的纸币，成为汇丰银行亟待解决的问题。摩尔斯离开伦敦前，曾与英国殖民部谈过这笔约1.19亿港元（约750万英镑）的“迫签纸币”，汇丰银行决定承付全部非法纸币。汇丰认为，拒绝支付这些钞票将有损银行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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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银行这一举动赢得了人们的好感。这与另一家在上海起家的跨国金融企业——美国国际集团处理上海旧保单事件的方法形成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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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一位“老上海”从箱底拿出新中国成立前投保上海友邦的寿险保单，要求友邦赔付。而友邦基于法律原因不予理赔。虽然友邦现在的广告词说自己是“世界保险巨擘，源自中国”，但它此时则宣称：现在的友邦与新中国成立前的友邦没有法律上的承继关系。金融保险业是经营信用与风险的企业。这个事件一经上海滩的媒体报道出来，不管法理如何，在人情事理上，人们已经认定友邦不负责任。友邦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为挽回其在上海的信誉损失及重建信誉至少用了两年时间。两年之内，原本在上海的业务与市场占有率颇高的友邦保险，一下被同行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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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银行这笔约1.19亿港元“迫签纸币”，汇丰在法理上或许同样可以不予承担，但它负起责任予以承付，从而赢得了人们的信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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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尔斯回到香港重整山河。汇丰积极放款给香港的公用事业公司，使它们能尽快正常运转。同时，放款给那些机器、仓库、货物被毁或被盗的一般性行业。摩尔斯宣称：即使缺少担保，汇丰也应给一切享有盛誉的商行以条件宽松的放款，使它们重整旗鼓，同时对新的行业给予一定程度的贷款倾斜。据香港金融学家饶余庆研究：汇丰在战后对香港工业发展融资中，几乎占到了总数的一半，从而助飞了香港的工业化，也发展壮大了自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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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3月，汇丰恢复发行钞票。在汇丰、渣打和有利三大发钞行中，汇丰银行发行的钞票在此后十几年中一直占到了总发钞量的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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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后几年里，香港迅速恢复了它作为远东贸易转口港的地位，汇丰在香港的业务也一天天壮大起来。然而，中国时局的发展在汇丰看来，则似乎越来越前景暗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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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额约1.19亿港元的“迫签纸币”中，约4700万港元原是汇丰的欠债，真正的“迫签纸币”总额为7200万港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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