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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日，特纳接替摩尔斯担任汇丰银行总经理。此时，汇丰在中国的一些分行已经先后停业。只有上海、天津、北京和汕头等分行还开着，但业务实际上也已陷于停顿。为了维持这几个分行，汇丰银行每年得给它们汇去约250万港元。只出不进，这不是汇丰打的算盘。对资金的不断消耗，必须予以制止。这正是新上任的特纳所要着力解决的一个问题。特纳提出：交出汇丰在华的全部资产，以换取勾销一切应付之款，包括让英籍职员离境和资遣当地职工。特纳与中国政府的讨价还价，从1954年汕头与天津两分行关闭时起，一直进行到1955年北京分行停业才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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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4月，汇丰银行与中国政府最终达成协议，汇丰银行在中国的财产，包括它在上海的那栋大楼，交给中国政府，以抵历史拖欠的税款等项。汇丰银行上海分行租用别的房屋继续营业，从事一些小额汇款和出口押汇等常规业务活动，英籍职员在有人前来接替的情况下，可领取离境签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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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中国方面就转让进行谈判前，汇丰上海大班姚克绍来到汇丰银行大楼前，徘徊良久。后来他谈及当时的心情时说：“当我注视着我们的银行大楼，回忆起昔日的声势时，一想到明天将与中方进行的会见，不禁黯然神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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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上海市人委机关（1955年2月上海市人民政府改称上海市人民委员会）迁入，这栋大楼于是一变而成为人民政府权力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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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其他在香港起家并依托中国内地发展壮大的英资财团，汇丰银行是最后办完离开中国内地手续的。太平洋战争使英资财团在香港和中国内地逾百年的苦心经营惨遭打击。当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后，怡和、太古等英资大财团与汇丰一道重返香港，并迅速恢复它们在中国的业务。然而，这一时期，上海租界已被中国政府收回，英资企业与银行再难重现往日的辉煌。而随着国民党政权的垮台和中国共产党的取胜，时局剧变，这些“帝国主义企业”重整山河的企望更是化为泡影，无可奈何之下纷纷部署撤退到香港。1953年，太古集团与中国政府达成协议，结束了在中国的全部业务；1954年，英国在华最大洋行怡和关闭了它在内地的全部办事处；1955年，汇丰永久地搬出了外滩12号大楼，仅象征性地在上海留有一家营业机构，其他所有在内地的分行全部关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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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King ，Frank H H with Catherine E. King and David J.S. King. The Hongkong bank in the period of development and nationalism ，1941 ～1984，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373～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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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汇丰没有完全撤离大陆。不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汇丰曾有过撤离中国的打算。“文革”开始后，汇丰在上海的业务受到影响、利润非常少。1968年7月，汇丰银行上海分行向上海市工商局提出停业申请，但给出的停业原因和理由不很明确，最后不了了之。1971年3月，汇丰总行再次提出上海分行歇业，而且通过外交途径在伦敦和北京提请中国外交部注意。歇业理由是业务量太小，且其上海外籍员工在生活待遇方面不如法国和巴基斯坦等国航空公司的员工，比如不能像法国和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员工那样可以去友谊商店购物。因此，汇丰的停业问题成为两国外交交涉的事件。中国方面调查后发现，汇丰上海分行的业务确实明显萎缩、利润很少，因此在允许的范围内放宽其业务，利润有所提高，并允许其纳税后纯利汇出。同时，其外籍人员也可以享受法航和巴航驻上海人员的待遇。这样，汇丰再未要求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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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帝国：全球顶级金融机构的百年传奇 第五章 多元化：汇丰的时代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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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摩尔斯使汇丰银行适应了战后亚洲新的需要，那么特纳任总经理期间在发展摩尔斯所开创的事业方面的工作也是出色的……在汇丰进行扩张和审慎铺开的银行活动中，特纳的最大成就是合并了有利银行和中东英格兰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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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里斯·柯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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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重返香港的汇丰，没有想到在未来的发展中，香港会由一个转口贸易港转型为一个制造业勃兴的工业城市，就像今天的人们，不会想到现在金融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85%以上的国际金融中心香港，是由制造业曾经占国内生产总值30%以上的工业化城市转型而来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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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工业化浪潮的席卷下，汇丰积极参与其中并大获其利。在中国内地的业务步步萎缩、中国分行的大门陆续关闭，同时在香港打下深厚基础的汇丰，积极将目光转向海外，重新建立起庞大的金融网络，并在1959年一口气收购了两家历史悠久的跨国银行——有利银行和中东英格兰银行，从而不仅使汇丰实力大增，也迈出了汇丰集团化道路的第一步。而在香港，汇丰则因1965年收购当地最大的华资银行——恒生银行半数以上股权，而成为当地占有绝对优势的金融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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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帝国：全球顶级金融机构的百年传奇 1 工业化：香港的新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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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英国占据香港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的100年间，主导香港经济的最主要力量是怡和、太古等大洋行的金融贸易利益。那些与港口贸易相关的包括航运、造船、装卸和保险等业务在内的一整套经济活动，是那样的生机勃勃。由多家实力雄厚的洋行发起成立的汇丰银行曾因此深受其益，而其本身更成为主宰香港经济和金融的一股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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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和香港沦陷让一切面目全非。当时，银行遭到清算，工业日益凋敝，金融、贸易、运输等行业均为日资财团所垄断。大量香港居民为了避开日军的铁蹄纷纷回到了内地。香港人口由1941年的160万锐减至1945年的6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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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结束后，逃避战乱的港人陆续返回。接着，中国内战的爆发以及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覆灭，又使得一批又一批的人持续不断地涌入香港。一项统计显示，在1945年9月至1949年12月期间，约有128.5万名内地居民涌入香港。其中，上海与广东的两支移民队伍尤为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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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上海，不仅是远东国际金融中心，也是著名的制造业中心。丰富的资源供应、大型制造业工厂所需的机器设备、原材料、零部件、劳动力及工业服务，样样齐备，从而使上海成为当时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基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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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于日本侵华战争以及国共内战，大批企业家和熟练工人离开上海，在1948～1949年达到高潮。容易入境、政局稳定和政府对经济生活较少干预的香港，成了主要避难地。据当时的香港媒体报道：1946年年底，在告罗士打酒店、香港大酒店及其他旅馆的酒廊里面，“下午茶”时间里挤满了来自上海的逃难商人。到1948年年末，每天从上海抵达香港的客机不少于8架。[1]一时间，无论在渡海轮船上，还是在街头巷尾，随处都能听到上海话。上海的企业家尤其是一批纺织工业巨头相继来到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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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抗日战争期间，上海的企业家们即想着战后能重整山河。因此，抗战一结束，他们便从英、美订购各种新设备，着手工厂的现代化改造。然而，当一些新的设备尚在运输途中时，国共内战已激烈进行，人民解放军开始逼近上海，一些企业家于是改变正在海上航行的船只方向，将机器设备直接送到了香港。据估计，这一时期流入香港的资本，为香港的初期工业化提供了大约2/3的所需资金，而相当数量的资本正是以这些工厂新设备的形式前来，结果创建了“香港乃至整个亚洲都从未见过的一些最现代化的纺纱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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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廉价的劳动力源源而来。从罗湖口岸进入香港的人流络绎不绝。事实上，即使在1949年10月中国共产党接管广东省之后，省港之间的边界也没有立即关闭。并且，中国当时也没有收回香港的打算。还在1949年2月，斯大林派米高扬秘密来华了解新中国的内外政策，当时毛泽东便对米高扬说：“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没有多大意义。相反，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因此，当1949年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广州后，继续南下深圳时没有跨过深圳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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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一架架飞机和一艘艘轮船载着资本家与工人从上海来到香港；在罗湖口岸，一批批携带巨款的企业家和众多廉价的劳动力涌入香港。资金、技术、资本家、工人，制造业的一切要素源源而来，为香港的第一次工业化浪潮提供了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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