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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于日本侵华战争以及国共内战，大批企业家和熟练工人离开上海，在1948～1949年达到高潮。容易入境、政局稳定和政府对经济生活较少干预的香港，成了主要避难地。据当时的香港媒体报道：1946年年底，在告罗士打酒店、香港大酒店及其他旅馆的酒廊里面，“下午茶”时间里挤满了来自上海的逃难商人。到1948年年末，每天从上海抵达香港的客机不少于8架。[1]一时间，无论在渡海轮船上，还是在街头巷尾，随处都能听到上海话。上海的企业家尤其是一批纺织工业巨头相继来到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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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抗日战争期间，上海的企业家们即想着战后能重整山河。因此，抗战一结束，他们便从英、美订购各种新设备，着手工厂的现代化改造。然而，当一些新的设备尚在运输途中时，国共内战已激烈进行，人民解放军开始逼近上海，一些企业家于是改变正在海上航行的船只方向，将机器设备直接送到了香港。据估计，这一时期流入香港的资本，为香港的初期工业化提供了大约2/3的所需资金，而相当数量的资本正是以这些工厂新设备的形式前来，结果创建了“香港乃至整个亚洲都从未见过的一些最现代化的纺纱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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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廉价的劳动力源源而来。从罗湖口岸进入香港的人流络绎不绝。事实上，即使在1949年10月中国共产党接管广东省之后，省港之间的边界也没有立即关闭。并且，中国当时也没有收回香港的打算。还在1949年2月，斯大林派米高扬秘密来华了解新中国的内外政策，当时毛泽东便对米高扬说：“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没有多大意义。相反，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因此，当1949年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广州后，继续南下深圳时没有跨过深圳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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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一架架飞机和一艘艘轮船载着资本家与工人从上海来到香港；在罗湖口岸，一批批携带巨款的企业家和众多廉价的劳动力涌入香港。资金、技术、资本家、工人，制造业的一切要素源源而来，为香港的第一次工业化浪潮提供了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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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速涌入的人流对香港的基础设施、住房、社会服务和劳动力市场形成巨大压力。香港政府为避免更为严重的失业问题和社会动乱，也为了更好地接纳这批新到的移民企业家以增加政府新财源，开始采取一系列行政措施，制定出比过去更有利于工业发展的政策。新政策之一是降低工业用地租金，将其降到市场利率以下。土地政策的改变逐渐发展为一种更为积极的做法，即通过政府对土地的管理来促进工业发展。负责处理工业问题的政府行政部门也被适时扩充。1949年，进出口部改组为工商署，并设立了新的职位——副署长（工业），他将“把所有时间投入鼓励新工业设立和已存在企业的扩展”，并“向有潜力的工业家建议工厂的位置和类似问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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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一阶段，香港经济结构仍然同战前一样以转口贸易为主，工业只是起步而已。正如当时的香港总督葛量洪（Alexander W.George）在给立法局的施政报告中所说：“贸易是殖民地的血液……香港工业的前景仍很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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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头几年，香港迅速恢复了它作为远东贸易转口港的地位。1947年，香港对外贸易总额达27.67亿港元，比战前最高年份1931年的12.8亿港元大幅增长了116%。到1951年，香港的对外贸易总额增加到93.03亿港元，比1947年大幅增长2.4倍。其中，对中国内地贸易激增，是香港贸易迅速恢复的最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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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好景不长。朝鲜战争爆发与1951年6月由美国及其盟国把持下的联合国对中国实行贸易禁运，使作为贸易转口港的香港受到灾难性的打击。一夜之间，香港失去了它作为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商业转口港和货物转运中心的地位。一些驻港的外国记者纷纷预言：这个殖民地即将面临崩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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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口。好在这一时期香港已经孕育了工业化的全部基础。从上海来的企业家和从广东流入的大量劳动力，本地银行对新建工业企业的扶持，以及香港政府逐渐制定出一整套公共政策，都为工业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和氛围。香港的工业迅速发展，成为香港经济快速发展的火车头。到1959年，港制产品出口值达22.8亿港元，第一次超过转口贸易值19.95亿港元，标志着香港已经正式走上工业化道路。[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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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英、美等国家实行配额限制。然而这非但没有限制住香港制造业的发展，反而是个利好。因为配额的水平和数量按过去的表现厘定。香港是世界上最早出口成衣的地区之一，又是一些种类的纺织品的全球最大供应者。因此，香港拥有的配额比其他地区要高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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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香港经济腾飞，工业化浪潮持续，香港的纺织、制衣业开始进入全盛时期，塑胶、玩具、钟表、金属制品及电子工业也相继发展，并带动香港的贸易、航运、金融及房地产业向前发展。工业化成为推动香港经济发展的一道新的洪流。汇丰一旦加入这个洪流之中，参与也就是享有，于是汇丰与香港一同迅速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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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黄绍伦：移民企业家：香港的上海工业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12月，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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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香港立法局会议记录（1949）第73页，转引自：移民企业家：香港的上海工业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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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亚历山大·葛量洪：葛量洪回忆录，广角镜出版社，香港，1984，2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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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大跃进及“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后，形成大量内地移民涌向香港的又一个高峰，而这恰好满足了香港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使香港在20世纪60年代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中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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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帝国：全球顶级金融机构的百年传奇 2 摩尔斯：开辟金融新“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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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到朝鲜战争期间，汇丰银行经历了十年的艰难时期。为了顺应时局剧变，汇丰银行的发展战略重心从中国内地逐渐转移到以香港为重心的亚太地区。这种转移不仅是汇丰的巨大转变，也是怡和、太古等其他大型英资财团的一次战略大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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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汇丰而言，香港与上海是它的两个支柱。如今，上海那一根支柱坍塌，中国内地的业务颗粒无收，香港因此也就显得尤为重要。时刻关注着形势发展的汇丰，马上意识到了大批上海企业家到达香港的意义，也看到了广东移民涌入香港背后的时代变化。从这种历史的转变中，汇丰看到了香港经济的一种新的前景，以及它对于汇丰重建的深远意义。企业家创建工业需要借款，以购买土地、建立厂房、购买原料，而正在千方百计寻求盈利机会的汇丰，正好能够提供这种便利。于是，汇丰积极置身其中。1948年，汇丰首次对香港纺织业提供贷款。1950年，摩尔斯更是打破多年来的传统惯例，直接与来自上海的企业家打交道，向他们提供发展工业所需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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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53年年底，香港已有三千多家工厂。除了最主要的纺织工业外，胶鞋、塑胶、灯泡等工业也开始稳步增长。汇丰在这一时期对香港进出口贸易融资中所获取的利润，已经抵消并超过了它丧失对中国内地贸易的全部损失。汇丰银行的资产也从1946年的9400万英镑迅速上升到1953年的2.2亿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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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尔斯不仅踏着香港工业化的步伐向前迈进，而且逐渐为汇丰找到了发展的新方向。摩尔斯开始将目光转向东南亚等地区。他在任内最后一次股东大会上向股东们致辞时说道：现在，“我们银行在中国的业务仅限于清理和撤退外籍职员……很自然，我们的注意力应主要集中到其他地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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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尔斯所指的“其他地区”，主要即是东南亚地区。对此，摩尔斯说：“确实，我们看到在东南亚其他国家中有着扩展对外贸易的巨大潜力。这个地区拥有差不多五亿人口……因此，这里有适当的活动空间，我们可以把精力和资源转移到这个地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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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汇丰银行逐渐在香港及亚太地区恢复和发展了它的银行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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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6年摩尔斯回到香港，到1953年卸任总经理一职，摩尔斯获得了英国政府的肯定和香港政府的认同。1949年，作为香港政府行政会议成员的摩尔斯获授爵士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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