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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纳不仅完成了两次大手笔的收购，巩固住了汇丰在亚洲的版图，并为其日后的并购和集团化运作积累了经验，同时汇丰银行的资产大幅增加，银行继续大幅盈利，股东也获得不俗的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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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对比一下收购前后汇丰银行的两组数字，就可以看出汇丰的发展有多么迅速。1958年12月，汇丰银行的全部资产为2.27亿英镑，完成收购后，汇丰的资产几乎翻了一倍，1960年12月合并完成后达4.45亿英镑。1958年支付股息120万英镑，1961年为237万英镑。对此，特纳颇为自豪地说：“在我任职时期内，合并资产负债表的总数升至4.79亿英镑（特纳接任的第二年，即1954年为2.23亿英镑）。股息也几乎增加了一倍。股东在1952年12月31日领得的股息为20英镑，在1961年则是37英镑10先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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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将汇丰推上一个新的高峰的特纳退休，随后返回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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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帝国：全球顶级金融机构的百年传奇 [:1703456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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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帝国：全球顶级金融机构的百年传奇 4 收购恒生：桑特斯的“巨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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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驾驭汇丰这艘金融巨舰的“舰长”，它的每一任大班都非平凡之辈。特纳的接任者是获得过优异服务勋章和军事十字勋章的桑特斯（A.H.Saunders）。在桑特斯手中，汇丰银行迎来了它的100周年。桑特斯为它献上的厚礼，不只是汇丰的各项业务继续攀升，而且把香港迅速崛起的最大华资银行——恒生银行抓在了自己的手中，从而稳固了汇丰在香港的霸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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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华人银行的骄傲，恒生银行迅速崛起的历史曾经被人们津津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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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汇丰成立时显赫的身世不同，恒生成立之初不过是汇集于港岛永乐街众多旧式银号中并不显眼的一家。其走过的道路也与汇丰迥然有别——恒生走的是一条旧式中国银号服务社会底层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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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3月3日，林炳炎、何善衡等11人挤在银号钱庄林立的永乐街一幢旧式建筑的一个小房间里，开始了恒生银行创业之旅，当时的实收资本不过区区10万港元。林炳炎、何善衡、梁植伟和盛春霖是这家银号的创始人，银号董事长由林出任，经理和副经理由何、梁分别担任。初期的业务主要是黄金买卖、汇兑及找换，走的是地道的中国传统路线，譬如仍然沿用算盘结算账目，账项仍然用毛笔书写在账簿上，并盖上银号的朱砂大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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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生银号创办不久，就以香港为基地将业务扩展至广州、上海等内地大城市。数年间，恒生稳步发展，业务渐上轨道。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内地各大城市殷商富户纷纷南下，有的急于把银元兑换成港币，上海、广州、汉口和香港之间的汇兑业务量因而急剧增加，早已在各地建立起业务网络的恒生银号因而生意兴隆。然而，好景不长。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后，恒生银号与其他同行一样，被迫暂停营业。林炳炎、何善衡等将资金调往澳门，并在那里与员工一道避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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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香港光复。林、何等人随即返回香港重整旗鼓，扩大店面规模，同时日后在恒生担任重要角色的利国伟加盟，负责处理海外黄金买卖。在战后香港经济迅速复苏、南北物资交流和汇兑等业务蓬勃发展下，恒生银号及时把握时机，再度在黄金买卖、汇兑和找换市场中大显身手。1946年，中国内战烽火再起，国民政府在内战期间大量发行金圆券、银圆券，货币大幅贬值。江浙及华南地区的殷商富户于是纷纷将手中的纸币兑换成外币、黄金。在这股抛售本国货币以求保值的汹涌浪潮中，香港金融业蓬勃发展。恒生银号有黄金及商品期货买卖高手何善衡在操盘，业务更是蒸蒸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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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2月，林炳炎去世，恒生银号改由何善衡任董事长，组成新的领导班子。1952年12月5日，恒生注册为私人有限公司，全面开展商业银行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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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银行业的激烈竞争中，恒生银号的经营可谓独树一帜。它以服务民众为宗旨，面向香港的中小型工业企业和商行，面向市民。如果说汇丰银行走的是大客户的路线，那么恒生银号的目标客户则是中小企业和普通民众。何善衡不止一次地表示：“我们自始至终本着顾客第一的精神，并时刻提醒员工，不论是草根阶层，还是劳苦大众，只要他们一踏进恒生银行，便成为我们的上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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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香港一般市民及中小厂商仍觉得汇丰等大银行高不可攀，难以接近。恒生通过一系列富有中国人情味的周到服务，拉近了银行与社会大众间的距离，在众多银行同业中确立了独特的形象，赢得了顾客，赢得了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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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生的新顾客多为广东籍制衣、玩具、塑胶、五金及电子业厂商，他们希望得到银行的信贷，但他们既无公司资产负债表，也无足够的抵押品支持所申请的贷款，可是恒生对此并不介意。不少早期得到恒生资助的小公司，后来都逐渐崛起为大公司、大财团，成为香港制造业和出口贸易的骨干企业，恒生的业务也因而与它们一同成长。事情就这样相辅而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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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2月17日，恒生银号正式改组为银行。同年，先后在九龙油麻地和旺角等商业繁华区开设分行。其后，恒生积极在港九各区拓展分行网络。1962年，恒生银行的发展达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峰，总资产达3.55亿港元，存款达2.96亿港元，银行员工达400多人。恒生不仅成为香港规模最大的华资银行，而且开始挑战汇丰在香港本地零售银行业务市场的垄断地位，成为其强劲的竞争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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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世事难料。仅仅三年之后，恒生银行即被汇丰取得控制性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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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香港经济起飞，地产市道形成第一次热潮，带动银行业迅速发展，尤其华资银行日渐壮大。然而，一些华资银行经营策略冒进，不但大量贷款给房地产业，而且积极参与投机，造成流动资金严重不足。而当时香港并未建立起有效的银行监管制度，因而银行危机迅速酝酿并蔓延。恒生银行的溃败，根源正在于华资银行过快的膨胀与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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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是香港华资银行危机四伏的一年。[1]这年2月，一家深度卷入房地产交易的小银行——明德银号因流动现金短缺且无还债能力而被迫暂停营业，接着冒进有余、稳健不足的广东商业信托银行成为挤提风潮的第二个目标，其香港仔分行在2月6日突然发生大规模挤提。一时间，有关当地银行资金困难的谣言四起。惊恐万状的存户开始大量提取存款，挤提风潮迅速波及广安、道亨、远东、永隆等华资银行。发钞行汇丰和渣打银行分别宣布“无限量”支持恒生、永隆、远东、广安以及道亨等银行，港英政府宣布紧急规例并付诸实施，才使危机在10天后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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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3月中旬，挤提风潮再起。这次首当其冲的正是财务状况健全、服务忠诚并口碑载道、在存款和资产方面位居华资银行之首的恒生银行。等候提款的市民从中环的恒生银行总行，一直排到靠近天星小轮码头的干诺道海边。仅4月5日一天，恒生银行被提取的存款即达8000万港元之多。几天内，流失的存款超过2亿港元。面对危局，恒生银行董事局决定了三个解决办法：第一，结束恒生银行业务，进行清盘；第二，接受美国大通银行收购恒生的建议；第三，加入汇丰银行为该集团的成员。[2]时任恒生银行副总经理的利国伟获授权与香港财政司及汇丰银行主席讨论收购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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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利国伟回忆说：“1965年4月9日，我获得董事会的授权，到皇后大道中的汇丰银行总行去，在那里花了大半天时间。他们希望购买百分之七十六的恒生股权，而我们则只愿意卖百分之五十一。他们对恒生的估价是六千七百万港元，我们的估价则是一亿港元。我坚守自己的立场，结果按我们的条件成交，不过那时是午夜了。”[3]一天后，汇丰以5100万港元的价格收购了恒生银行51%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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