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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汇丰撤离中国内地前，内地曾经是其最主要的经营区和利润来源地。在这里，中国特色更浓、与政府和方方面面的关系更加复杂，买办所发挥的作用也就更大，这从汇丰在内地的最大分行——上海分行的买办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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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银行上海的首任买办是来自绍兴的王槐山。为人重情讲义的王槐山在钱庄跑街多年，在成为汇丰首席买办之后，为汇丰银行的业务拓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他本人也借此赚得大把银子，并提高了自身的社会地位。在为汇丰银行向清政府提供的“福建台防借款”中，因为解了清廷燃眉之急，他和跑街席正甫一道获赐四品顶戴，赏戴花翎，一跃成为“买办大人”。在当了多年汇丰买办后，王槐山见好就收。汇丰买办一职于是由苏州洞庭东山人氏席正甫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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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王槐山不同，席正甫担任汇丰买办32年，不但成就了一个庞大的“买办世家”，也成为上海乃至全中国财政金融界的显赫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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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江苏东山来到上海租界闯荡世界的席正甫，在加入汇丰前，曾在其舅沈二园开办的钱庄里做事。此时，他的哥哥席嘏卿已经在麦加利银行做会计。当席正甫在钱庄积累了一定经验后，加入汇丰买办间当跑楼。办事干练、善于与人打交道，以及在汇丰向清政府提供贷款过程中的突出表现，席正甫赢得了汇丰的好评，从而在王槐山离开后接任买办一职，开始了一家三代与汇丰半个多世纪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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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正甫事业的高峰，出现在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为解决对日巨额赔款而向外资银行借款时期。汇丰银行与德华银行联合与清政府谈成了“英德借款”和“英德续借款”，席正甫居间出了大力，既为朝廷解决了难题，也为汇丰银行赚得了巨额利润。席正甫的表现既让汇丰银行满意，也让清廷赏识，因而被清廷赐二品顶戴，并赏穿黄马褂，成了“红顶买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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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正甫受汇丰赏识，原因之一是他在官场的人脉，既与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等封疆大吏过从甚密，也与盛宣怀关系密切，与1901年出任上海道台的袁树勋甚至还是结拜的把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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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正甫担任汇丰买办后，与许多钱庄都有直接或间接的投资关系，并在1887年与同乡合办了著名的协昇钱庄。同时，席正甫也将一些钱庄的做法运用到了汇丰银行中。席正甫之子席立功多次与他人合开钱庄；席正甫之孙席季明于民国时期在上海当钱庄经理，并一度出任上海钱业同业公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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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式银行方面，席正甫曾在盛宣怀筹办中国通商银行时助过一臂之力，对筹建清朝的国家银行——户部银行也曾出谋划策。在他去世的1905年，户部银行成立，席正甫的几个儿子要么先后入股，如长子席立功陆续开办过几个股户；要么担任职务，如做过宝信银行买办的席正甫第三子席裕光担任户部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席裕光的弟弟席聚星和哥哥席裕昆也分别担任过户部银行汉口分行经理和大清银行营口分行经理。席裕光的两个儿子席德懋、席德柄则是民国时期上海金融界的显赫人物，前者1928年担任新成立的中央银行发行局副局长，及中国银行纽约分行经理等要职，与宋子文关系密切；后者则担任过中央造币厂厂长。不仅如此，20世纪20年代后，席氏子弟还开办过惠丰储蓄银行、上海纱业银行、中国商业银行等新式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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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正甫担任买办的时期，既是在华外资银行买办的全盛时期，也是汇丰银行在华的全盛时期。就像何东家族在香港编织了一张买办“关系网”一样，席正甫在长期的买办生涯中，也编织起了一张上海金融界的“关系网”：[2]其三弟席缙华是有利银行买办，胞侄席锡藩是华俄道胜银行买办，麦加利银行的买办王宪臣是其侄婿，花旗银行买办王俊臣又是王宪臣的胞弟，日本横滨正金银行买办叶明斋则是席缙华的女婿，华比银行和日本三菱银行的买办也都是席家的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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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上海银钱业基本由来自浙江绍兴的“绍兴帮”把持，这时则多了个实力和能量都不容忽视的“洞庭帮”。因此当时上海金融界甚至有句流行语：“‘绍兴帮’再狠，碰到‘山上帮’（山上指苏州洞庭山）也要忍一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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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正甫去世后，汇丰买办由其长子席立功于1905年继任。席立功聘用有利银行跑楼龚子渔任汇丰跑楼。这对拍档所经历的时期，是从清朝末年至北伐战争胜利之前。汇丰银行对当时中国的财政和金融仍有相当的影响，他们在汇丰借款给清政府和北洋政府的过程中，同样起着重要作用。有外国人评论席立功担任汇丰买办期间“益使汇丰事业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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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席立功将买办一职传给长子席鹿笙，是为汇丰银行上海分行的第四任买办。当席鹿笙接任汇丰买办一职时，席家已经积攒了巨额财富。席鹿笙在上海滩作为花花公子的名声远胜于他的买办职业。喜好声色犬马的席鹿笙生活奢侈，并与人合伙开过跑马厅。在担任汇丰买办7年后，因争风吃醋而被仇家暗杀，从而结束了席家出任汇丰买办的历史。年逾古稀的龚子渔就任汇丰上海分行第五任买办。几年后，龚子渔病故，其子龚星五继任第六任买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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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汇丰被日本横滨正金银行接管，英籍职员大多被扣、华籍职员转为正金银行所用，龚星五遂成为正金银行上海分行买办。抗战胜利后，他恢复汇丰买办职务。1949年年初，龚星五远去南美洲，买办一职由其侄龚振方代理，这便是汇丰上海分行的最后一任买办。随着汇丰撤离大陆（内地），龚振方也来到了香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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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施其乐著，宋鸿耀译：历史的觉醒：香港社会史论，香港教育图书公司，1999年，第79～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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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席氏家族不仅编织了一张外资银行买办网络，在钱庄和中国现代银行中也同样不乏其人，从而打通了外资银行、钱庄和中资银行三种金融机构的经脉，展现了上海金融界的新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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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树棻：权倾朝野的银行买办，信报财经月刊，总229期，1996年4月；郭太风：汇丰银行在上海，淘金旧梦：在华洋商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北京，2001，148～160页；马学强：江南席家，商务印书馆，北京，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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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帝国：全球顶级金融机构的百年传奇 [:1703456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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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帝国：全球顶级金融机构的百年传奇 7 香港根基：与大财团的关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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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香港由转口港转型为工业化城市，靠转口贸易而繁荣发展的洋行，也开始了优胜劣汰与整合。在激烈的收购兼并战中，数家实力雄厚的英资洋行崛起，逐渐发展成垄断香港经济命脉的综合性集团公司。其中最知名者，便是号称“英资四大行”的怡和洋行、和记黄埔、太古洋行和会德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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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银行不仅跟上了香港经济转型和发展的步伐，而且作为这批英资财团的金融后盾，与之密切结合，形成了垄断香港经济的强大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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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与怡和的关系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它们在竞争中继续保持着合作。此时，怡和洋行在香港达到它的鼎盛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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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股市从1968年由弱转强并持续攀升至1973年年初，经历了一个长达5年的“牛市”期。1968年年初恒生指数仅为66.92点，到1973年3月9日（星期五）升至1774.96点历史高位。然而，在接下来的一个交易日，即3月12日（星期一）股市滑落，长长的“牛市”宣告结束。至圣诞节前一天（12月24日），恒生指数跌至400点。股市崩溃，满目疮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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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和很好地顺应了这轮股市涨跌潮。在1972年的股市升浪中，怡和旗下的置地公司吞并牛奶公司一战，成为当年最著名的并购案。1973年股灾过后市场一片沉寂之时，实力雄厚而谙熟股市运作的怡和大班，已经在乘市道低迷而不动声色地趁低吸纳，为收购合并铺路。在随后的几年里，怡和在香港展开了一系列的收购活动：1974年通过九仓收购天星小轮公司、香港电车公司，1975年由怡和收购香港实力雄厚的建筑及土木工程公司——金门（香港）有限公司，同年再以换股方式及现金收购经营汽车销售的仁孚行。置地公司甚至在筹划收购另一英资大行会德丰，只是最后双方未达成协议而作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