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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帝国：全球顶级金融机构的百年传奇 第六章 蜕变：环球金融帝国初具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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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弼费尽心思，一方面维持香港的事业，另一方面力求在世界各地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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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报财经月刊》第7卷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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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9月，在汇丰一步一个脚印地干了28年的沈弼，接替沙雅成为汇丰银行主席。在强调整体利益大于个人价值的汇丰历史上，沈弼是其中少数极富个性的大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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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5月出生的沈弼，18岁时前往印度服役。1948年，退役后的沈弼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开始了在汇丰的职业生涯。之后，沈弼先后被调派到日本和新加坡分行任职，1967年返回香港总行长驻，此后逐级晋升，直至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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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严肃而略为保守的沙雅，在其被人们称为“不思进取”的5年任期（1972～1977年）内，使汇丰渡过了它的巩固期。等到冲劲十足的沈弼上台，汇丰立即“扩军备战”，部署其亚洲、美洲和欧洲业务各占其一的所谓“三脚凳”（three legged stool）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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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弼所做的轰动国际金融界的事件，屈指算去，一是把汇丰手中拥有的“英资四大行”之一——和记黄埔1/4的股权售予李嘉诚，使后者成为华商“入主英资大行第一人”；二是在“洋行之王”怡和与“世界船王”包玉刚争夺九仓控制权一役中，借款15亿港元助战包玉刚；三是向美国拓展，着手收购美国第十三大银行——海丰银行；四是向欧洲进发，出大价钱企图吞并苏格兰皇家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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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沈弼作为香港行政局、立法局议员，汇丰作为港府的首席金融顾问、香港的“准中央银行”，汇丰在香港的地位稳固之极。而在香港即将进入历史的转折期时，沈弼敏锐地看清并把握住了时代的发展潮流。在香港及亚洲站稳脚跟的同时，进军欧美，使汇丰开始由一家地区性银行蜕变为一个国际性的金融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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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帝国：全球顶级金融机构的百年传奇 1 香港华商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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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不可一世的英资洋行根基松动，华商势力乘势兴起。香港的脉搏总是随着中国内地的命运而跳动，无论是它当初的被割离，还是晚清、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变迁和经济发展。长达十年的“文革”的结束，一路坎坷走来的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致力于经济发展。70年代末，中国在毗邻香港和澳门的深圳、珠海、汕头等地设置经济特区，香港与内地中断二十多年的经贸联系迅速恢复。中国内地种种政治、经济举措无疑直接或间接影响着香港原有势力的平衡。中国发展的强劲脉搏，备受压抑的香港华人、华商最容易感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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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此鼓舞，日渐坐大、雄心勃勃的新兴华资财团，开始向信心不足的老牌英资财团发起正面挑战。就这样，香港金融史上数场惊心动魄的收购战拉开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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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7～1986年的十年间，一百多年来英资财团在香港拥有的至高无上的权势，遭到了正在崛起的新兴华资财团的挑战。青洲英坭、九仓、香港电灯等赫赫有名的老牌英资上市公司先后被华资财团收入囊中，声名显赫的英资“四行”中的两家——和记黄埔和会德丰也同样被华商折翼收编，剩下的两家，“洋行之王”怡和旗下的九仓被夺、置地被围，仅剩作风保守的太古在风雨中飘摇。英资财团不可战胜的神话随风而逝，香港经济开始进入新的拐点，这是一个华商崛兴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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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资财团在香港从受压制、被支配到逐步崛起，英资财团从称雄香港到从巅峰滑落，正是时代转变的缩影和大国兴衰变化中的一个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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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香港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华商积极投身于各个制造行业，从纺织扩展到制衣、塑胶、电子、玩具、钟表等行业，华商在香港经济最重要的行业——制造业中取得统治地位。地产业方面，20世纪70年代以后，华资地产商通过将公司上市、发行新股筹集庞大资金，积极进取、生机勃勃。以长江实业、新鸿基地产、合和实业、恒隆集团等“地产五虎将”为首的新兴华资地产商群雄四起、光芒四射，令置地等老牌英资公司相形失色。航运业方面，“世界船王”包玉刚旗下的船舶往来停靠于各大洲的港湾。另一航运巨子董浩云旗下的“海上巨人号”，则作为全球最大的超级油轮航行在世界各地。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环球航运、东方海外、华光航业、万邦航运为主力的华人航运公司，已远远超过香港英资财团的航运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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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期，有过从中国内地撤离经历的英资财团，对香港这个“借来的时空”心存戒备，担心香港迟早会归还中国，因而在投资上采取“分散风险”策略，如英资“四大洋行”中，怡和抽调庞大资金收购英国、美国、南非、中东的公司，将鸡蛋分放在各大洲的不同篮子里；会德丰则全力发展航运，把“资产漂浮在公海上”，以策万全；太古也全力发展航空，把资金变成“会飞的资产”。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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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和与李嘉诚等华商在地产业方面的进退形成鲜明对比。怡和集团在20世纪70年代香港经济面临新一轮增长周期时，却大举投资海外，结果不仅泥足深陷，而且处处触礁，导致元气大伤。到了80年代初期，香港地产出现泡沫、面临大幅调整时，怡和旗下的置地却又一反常态大肆扩张，结果陷入更深的危机之中。而李嘉诚、郭得胜、李兆基等华资地产商则把住了香港地产业循环盛衰的命门，在地产低潮时大举购入土地储备，再在地产繁荣期陆续推出楼花或楼宇，一买一卖之间赚取到巨额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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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德丰的约翰·马登与环球航运的包玉刚，对世界航运业及香港地产业循环周期的判断也同样别有意味。著名地产商会德丰旗下的地产公司拥有港岛中区贵重物业和大批土地储备，然而其掌舵人马登看淡香港经济的前景，在地产高潮时大量抛售物业，套取资金去发展即将面临严重衰退的航运业，结果在世界航运低潮的袭击下无法自拔。而号称“世界船王”的包玉刚却在表面繁荣的航运景观中毅然“弃舟登陆”，结果不但成为避过世界航运业大灾难的幸运者，而且成功建立起庞大的陆上王国。一进一出之间，结果同样有天壤之别。[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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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在香港地产业及世界航运业里盛衰成败的案例，看似是单纯的对市场把握和判断的问题，实际上是对英、中两国大势变化的研判和对香港前途有无信心的具体表现，从而直接影响着他们各自对香港经济周期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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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12月19日，英国《金融时报》载文分析这种转变时写道：“对香港的非华人来说，过去一年并不好过，他们既不能像华人企业家一样感受到北京政治和经济动向的改变，也不能像华人一样对香港的产业具有信心，这种信心需要一种安全感和快速牟取利润的机会主义同时支持……金钱、信心和民族主义在过去两年所起的作用，已根本地改变了香港向来的势力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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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九七”回归问题浮现后，英资财团的安全感及信心更显脆弱。华资财团对老牌英资上市公司的收购战，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揭开了序幕。而在这番刀光剑影的争夺中，汇丰银行的立场引人注目、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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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冯邦彦：香港英资财团（1841～1996），香港三联书店，1996年，283～2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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