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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此鼓舞，日渐坐大、雄心勃勃的新兴华资财团，开始向信心不足的老牌英资财团发起正面挑战。就这样，香港金融史上数场惊心动魄的收购战拉开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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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7～1986年的十年间，一百多年来英资财团在香港拥有的至高无上的权势，遭到了正在崛起的新兴华资财团的挑战。青洲英坭、九仓、香港电灯等赫赫有名的老牌英资上市公司先后被华资财团收入囊中，声名显赫的英资“四行”中的两家——和记黄埔和会德丰也同样被华商折翼收编，剩下的两家，“洋行之王”怡和旗下的九仓被夺、置地被围，仅剩作风保守的太古在风雨中飘摇。英资财团不可战胜的神话随风而逝，香港经济开始进入新的拐点，这是一个华商崛兴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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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资财团在香港从受压制、被支配到逐步崛起，英资财团从称雄香港到从巅峰滑落，正是时代转变的缩影和大国兴衰变化中的一个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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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香港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华商积极投身于各个制造行业，从纺织扩展到制衣、塑胶、电子、玩具、钟表等行业，华商在香港经济最重要的行业——制造业中取得统治地位。地产业方面，20世纪70年代以后，华资地产商通过将公司上市、发行新股筹集庞大资金，积极进取、生机勃勃。以长江实业、新鸿基地产、合和实业、恒隆集团等“地产五虎将”为首的新兴华资地产商群雄四起、光芒四射，令置地等老牌英资公司相形失色。航运业方面，“世界船王”包玉刚旗下的船舶往来停靠于各大洲的港湾。另一航运巨子董浩云旗下的“海上巨人号”，则作为全球最大的超级油轮航行在世界各地。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环球航运、东方海外、华光航业、万邦航运为主力的华人航运公司，已远远超过香港英资财团的航运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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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期，有过从中国内地撤离经历的英资财团，对香港这个“借来的时空”心存戒备，担心香港迟早会归还中国，因而在投资上采取“分散风险”策略，如英资“四大洋行”中，怡和抽调庞大资金收购英国、美国、南非、中东的公司，将鸡蛋分放在各大洲的不同篮子里；会德丰则全力发展航运，把“资产漂浮在公海上”，以策万全；太古也全力发展航空，把资金变成“会飞的资产”。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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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和与李嘉诚等华商在地产业方面的进退形成鲜明对比。怡和集团在20世纪70年代香港经济面临新一轮增长周期时，却大举投资海外，结果不仅泥足深陷，而且处处触礁，导致元气大伤。到了80年代初期，香港地产出现泡沫、面临大幅调整时，怡和旗下的置地却又一反常态大肆扩张，结果陷入更深的危机之中。而李嘉诚、郭得胜、李兆基等华资地产商则把住了香港地产业循环盛衰的命门，在地产低潮时大举购入土地储备，再在地产繁荣期陆续推出楼花或楼宇，一买一卖之间赚取到巨额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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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德丰的约翰·马登与环球航运的包玉刚，对世界航运业及香港地产业循环周期的判断也同样别有意味。著名地产商会德丰旗下的地产公司拥有港岛中区贵重物业和大批土地储备，然而其掌舵人马登看淡香港经济的前景，在地产高潮时大量抛售物业，套取资金去发展即将面临严重衰退的航运业，结果在世界航运低潮的袭击下无法自拔。而号称“世界船王”的包玉刚却在表面繁荣的航运景观中毅然“弃舟登陆”，结果不但成为避过世界航运业大灾难的幸运者，而且成功建立起庞大的陆上王国。一进一出之间，结果同样有天壤之别。[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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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在香港地产业及世界航运业里盛衰成败的案例，看似是单纯的对市场把握和判断的问题，实际上是对英、中两国大势变化的研判和对香港前途有无信心的具体表现，从而直接影响着他们各自对香港经济周期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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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12月19日，英国《金融时报》载文分析这种转变时写道：“对香港的非华人来说，过去一年并不好过，他们既不能像华人企业家一样感受到北京政治和经济动向的改变，也不能像华人一样对香港的产业具有信心，这种信心需要一种安全感和快速牟取利润的机会主义同时支持……金钱、信心和民族主义在过去两年所起的作用，已根本地改变了香港向来的势力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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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九七”回归问题浮现后，英资财团的安全感及信心更显脆弱。华资财团对老牌英资上市公司的收购战，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揭开了序幕。而在这番刀光剑影的争夺中，汇丰银行的立场引人注目、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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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冯邦彦：香港英资财团（1841～1996），香港三联书店，1996年，283～2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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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帝国：全球顶级金融机构的百年传奇 [:1703456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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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帝国：全球顶级金融机构的百年传奇 2 李嘉诚入主和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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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弼出任汇丰银行主席的十年（1977～1986年），正是中国内地发生巨变的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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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当沈弼升任汇丰银行主席时，李嘉诚的长江实业在经过五年的高速成长后羽翼渐丰，尤其是在香港中区最繁华地段的地铁中环站和金钟站上盖物业发展权招标竞投中，在众多财团中突围而出，击败老牌地产公司置地，一时被誉为“华资地产界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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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诚的确称得上目标远大、目光如炬。这时，香港地产市道已升至高位，而同期内股市却显疲弱，九仓、青洲英坭、和记黄埔等一批优质英资上市公司市值普遍低于其资产账面净值，并且拥有庞大的土地储备，潜质优厚，加上大股东对公司的控制权不稳，因而早已被李嘉诚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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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在1977年，李嘉诚牛刀小试，以2.3亿港元收购了拥有中环著名的希尔顿酒店（现在的长江实业总部大楼所在地）的美资永高公司，开创了香港华资公司吞并外资企业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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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试锋芒之后，李嘉诚将矛头指向了怡和旗下的九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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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以后，九仓先后收购天星小轮、香港电车以及海港企业51%的股权，并在寸土寸金的尖沙咀海旁，九仓拥有极具发展潜质的大片土地，其时陆续兴建了海运大厦、海洋中心及海港城等贵重综合物业，成为尖沙咀赫赫有名的地王。但是，九仓为筹集发展海洋中心及海港城的庞大资金，曾先后多次发行新股及送红股，致使股价偏低，股票大量流入散户手中。而九仓兴建的商厦主要以出租为主，现金回流慢，盈利增长低，与大幅飙升的香港地价形成强烈反差，与地处繁华商业区、寸土寸金的尖沙咀的反差尤其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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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李嘉诚不露声色地大量购入九仓股票，从每股十多港元一直买到每股三十多港元，共吸纳了约2000万股，几占九仓已发行股份的20%。这时，市场上开始流传李嘉诚有意收购九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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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怡和集团惊觉李嘉诚的行动后，开始部署反收购战。无奈自己在20世纪70年代中前期大规模投资海外，导致盈利不佳，资金短缺。为了使九仓不落入华资之手，怡和虽然在股票市场上以高价增购九仓股票，但不断攀升的股价让怡和不堪重负。而就在这时，市场上又传出更具声望的“世界船王”包玉刚有意于九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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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之下，怡和转向同是英资的汇丰银行求助。1978年7月，汇丰银行应怡和要求，找李嘉诚商谈，沈弼正式出面请李放弃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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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下九仓当然会使李嘉诚如虎添翼，但汇丰银行的加入，包玉刚的有意，九仓股票已升至高位，如果急流勇退，并顺水推舟，则既可使自己与汇丰以及包玉刚之间的关系更密切，又可在股票的买卖中获取巨资以再作他想。在权衡利弊之后，7月26日，李嘉诚毅然将所持九仓股票转售给包玉刚，长江实业收购九仓计划就此鸣金收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