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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解决九仓争夺之门已被封堵，局势渐渐发展到双方公开摊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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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6月20日（星期五），置地趁包玉刚远赴欧洲参加国际独立油轮船东会议之机，抢先发难。当天下午3点，置地高层会见新闻界，宣布置地增购九仓股份的建议，将以“两股置地新股加76.6港元周息10厘的债券”合共以每股价值100港元的价格，购入九仓股票，预算增购3100万股，使置地持有九仓的股权增至49%（《收购及合并条例》规定超过五成便必须向其他股东全面收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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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次精心策划的“增购”行动。置地选择星期五宣布这项计划时，包玉刚正在欧洲参加会议，并准备在下周一会见墨西哥总统，期间周六、周日为公众假期，筹资难度巨大。置地将包玉刚可能有的反应都已计算在内，可谓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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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更是一次周密部署的“增购”行动。抢先发难的置地以股票和债券的形式增持，并将增购价格提高到每股100港元，迫使包玉刚只能以每股最少100港元现金的价格提出增购九仓。当初置地握有九仓股票时，每股仅10港元左右，其后增购每股也只有40～50港元。这样，即使增购行动失败，置地也可退而求其次，抛售手中股票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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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仓董事之一吴光正当天早上得知置地增购的消息后，立即与远在伦敦的包玉刚取得联系。包玉刚随即展开一连串紧急应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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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1日（星期六）清晨，包玉刚约见当时也在伦敦开会的汇丰银行正、副主席沈弼和包约翰。包玉刚表示，他个人目前约有5亿港元现金，如果他提出反增购建议，希望汇丰银行能即时借贷约15亿港元现金支持。在获得沈弼的口头贷款承诺后，包玉刚随即电告在香港的吴光正，立即组织律师和财务顾问商讨反增购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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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2日（星期日），包玉刚取消了星期一与墨西哥总统的会晤，从伦敦乘飞机到法兰克福然后返回香港，以避开怡和耳目，随后在中环希尔顿酒店租下会议厅作为临时办公室，与隆丰国际的财务顾问、汇丰银行旗下的获多利公司要员举行紧急会议，商讨对策。[3]在探讨了各种可能性之后，包玉刚开出了最保险的价码，毅然以每股105港元现金提出增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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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7时30分，包玉刚召开新闻发布会。他表示，为了保障个人及家族本身的利益，将以个人及家族的名义，出价每股105港元现金，增购3000万股九仓股份，期限为星期一和星期二两天，有关增购手续将委托获多利公司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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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3日（星期一），香港股市开盘后，大批九仓股东潮水般涌向获多利公司总部争相求售九仓股份。上午11时30分，获多利宣布完成增购目标，新鸿基证券公司则继续接受登记，直至下午2时30分。包玉刚在数小时内动用现金约21亿港元，使他对九仓的控制权从30%增至49%，顺利完成预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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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4日（星期二）傍晚，置地公司发表声明，取消日前提出增购九仓股份的建议。置地同时表示，目前约持有330万股九仓股票。这与置地建议增购九仓时持有的1340万股九仓股票相比，约少了1010万股——置地已在星期一清早想办法将上述九仓股票在第一时间售给了获多利公司。市场估计，包玉刚购入的九仓股票中，约有一半是由置地供应的，这批股票每股平均价格约为37.5港元，置地售出后约赚得7.12亿港元的非经常性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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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日（星期三），九仓在香港股市恢复挂牌，当天以每股74.5港元收市，比停牌前下跌2.5港元，比包玉刚的收购价则低30.5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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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玉刚付出了巨额钞票，置地公司则在一夜之间赚了个盆满钵满，但是包玉刚赢得了气势、赢回了信心。这是华资企业与怡和正面交锋胜负的重大转折，也是怡和近150年来在香港的重大转折。而对包玉刚来说，一个重要的转折则是，他已将整个重心转移至陆地，告别“海上船王”生涯，开始了陆地王国的创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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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有报道称汇丰银行在此次增购事件中可能触犯了银行条例，原因是根据银行条例，银行向某一董事及其亲属贷出的无抵押贷款，不能超过25万港元或该银行已缴足股本及储蓄的1%。对此，汇丰银行副主席包约翰向媒体表示，汇丰银行贷款给包玉刚，是银行与客户的关系，并无抵触银行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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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香港所发生的一切，长期扎根于此的汇丰银行看得真切，并能应付自如。与怡和此后不断遭到华资大亨觊觎与狙击、并不时告急的命运不同，汇丰在七八十年代的灵活转身，可谓与时俱进。曾出任香港联合交易所行政总裁的袁天凡在谈及汇丰七八十年代市场策略的转变时所说：“汇丰银行的发展和香港华资有密切关系……汇丰银行支持李嘉诚收购英资的和记黄埔，又支持包玉刚收购九仓。从香港华资成长的过程中，汇丰银行所扮演的角色已经脱离了英国，与香港一起发展。”[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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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上海来到香港的包玉刚当年看好航运业，原因之一即由于时局变幻，他对香港前途无十足信心。正如包在1974年10月所作“香港、日本与航运自由”的演讲中说：“自古以来，航运业的一大有利条件，是可以自由遨游四海，随遇而安，轮船绝对用不着一定困住在任何一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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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冯邦彦：香港英资财团（1841～1996），香港三联书店，1996，251～2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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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包玉刚的女儿包陪庆在《我的父亲包玉刚爵士》（载白莎莉、胡德品编《说吧，香港》170页）一文中回忆说：“他（包玉刚）安排了搭当天最后一班飞机飞法兰克福转飞香港……父亲从迂回的路径秘密地回到香港。一到香港，他就直接往希尔顿酒店游泳，然后去开董事局会议，所有人都吃了一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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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85年，包玉刚完成收购英资“四大行”之一的会德丰。同一年，李嘉诚收购置地旗下的香港电灯34.6%的股份。包、李两人完成了当时时称的香港四大收购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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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Stock Market Artifacts and Archives Collection：Oral History，1997。转引自郑宏泰、黄绍伦著：香港股史（1841～1997），东方出版中心，上海，2007，3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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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帝国：全球顶级金融机构的百年传奇 [:1703456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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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帝国：全球顶级金融机构的百年传奇 4 汇丰特权：香港“准中央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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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不仅能与时俱进，而且在这一时期稳固地占据了香港金融市场的绝对份额，汇丰及恒生银行在香港的市场占有率达六成以上。此外，汇丰更扮演着香港“准中央银行”的特殊角色，高居香港金融体系之金字塔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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