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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贝聿铭撰写传记的迈克尔·坎内尔这样描述道：“贝聿铭所运用的是香港能够理解的象征手法。他让他那幢闪闪发光的方形尖塔坐落在三层楼高的花岗岩地基上，那笨重的后现代主义风格的基座与上面轻巧的塔楼十分笨拙地联结在一起，但它达到了表现尊贵与实力的目的。贝聿铭的父亲曾经告诉他：‘银行必须显得很安全。’……由于他的框架系统非常有效，贝聿铭得以按照比较拮据的预算在纽约和芝加哥之外的地方建造了世界最高建筑之一。即使算上附加的台风加固设备，银行大厦也比传统的高层建筑少用40%的钢材和25%的电焊接缝。中国银行大厦在1985年年中破土动工，以每4天盖一层楼的速度拔地而起。整座超级建筑结构在16个月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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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8月8日，标志着大楼空中进程完工的封顶典礼正式举行。200名来宾戴着安全帽，乘坐施工用电梯，来到70层高楼的顶部。当人们用缠有红带的铲子掀起一铲铲具有象征意义的水泥时，无数只彩色气球放飞。一座新的标志性建筑物出现在香港的天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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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1988年8月8日，据说是20世纪最吉利的日子，因为在粤语中，“8”与发财的“发”字谐音。而现代主义建筑大师贝聿铭设计的这座银光闪闪的摩天大楼，其外形正如贝聿铭所形容，像是雨后春笋——中国传统文化中希望和进步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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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社会上也出现了另一种解读：被贝聿铭比喻成充满希望的类似春笋的大楼，是一柄带有三角形尖刃的寒光四射的尖刀。据说，大楼有些尖角直指半山腰的总督府邸，而有些尖角则朝向汇丰银行大厦。于是港督栽种柳树以柔克刚，汇丰则架起枪炮以避其锋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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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贝聿铭在接受采访时曾多次谈到自己的看法。其中，在接受凤凰卫视杨澜工作室采访时，杨澜曾问：您在香港设计的中银大厦，被很多香港人认为是不吉利的建筑风水，他们说这座大厦像个三棱的刀。旁边的居民都装反光镜，说要把这个刀光挡回去。还有汇丰银行上面，好像架了个水泥的机关枪。最有意思的是：因为有一个锋面是对着港督府的，港督府一开始种柳树来挡，后来柳树也死了一次，然后再种上柳树。您对这一切觉得很好笑吗？贝聿铭回答：当时不是笑话，报纸还攻击我……但是我对当时的港督卫奕信和他的夫人说，谁叫你们把香港的地价抬得那么高？我只有这么一小块地，当然只有往高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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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汇丰银行楼顶架起枪炮以避锋利，贝聿铭在另一个场合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汇丰银行（大楼）比我们早五六年。它早就有了，这个‘机关枪’并不是对我们。旁边的人说这句话我不信，它是因为洗窗的关系，有东西吊，我根本不理它。很多舆论认为它对我们打，我们打回它，没有这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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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建筑学上的风水问题，不仅仅被风水先生所议论，更在当时的报刊上引起广泛的议论。这背后既隐含着政治和权力的角力，也透露着话语权的争夺。然而，在香港的天空下毕竟出现了新的“中”字号标志性建筑物，香港的历史也不可避免地要实现历史性的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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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984年中英两国政府签署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联合声明，经历了140多年英国殖民统治的香港，正式步入九七回归的过渡时期，香港社会出现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巨变。中英之间时常出现一些不和谐的争辩，在香港社会上也不时弥漫着对中国政府收回香港之后能否继续繁荣稳定的怀疑。因此，“走资潮”、“迁册风”作为一股潮流开始在香港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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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3月，汇丰主席浦伟士访问北京。他受到了中国领导人的热情接见，并被告知：1997年中国收回香港后，汇丰银行仍然享有发行钞票的权利。但是，汇丰的迁册部署依然迈开了脚步。浦伟士的想法是，加紧部署汇丰的国际化战略，以便使汇丰能够“进退自如”的同时，加快转型为一家真正的跨国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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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帝国：全球顶级金融机构的百年传奇 2 结构重组，变相迁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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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12月17日，正当中英双方就香港新机场的建设问题出现争执之际，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在香港和伦敦这两个国际金融中心同时传开。汇丰宣布结构重组：第一，将汇丰银行属下一家设在伦敦的公司，升格为集团的控股公司——汇丰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丰控股”、“汇控”、“汇丰”），持有汇丰在世界各地包括香港的全部资产，汇丰控股在英国注册，总部设于香港；第二，汇丰银行现有已发行股份转移至汇丰控股名下，汇丰银行股东将成为汇丰控股股东，汇丰控股发行新股，每4股汇丰银行股份换1股汇丰控股股份，将原有股数削减3/4以利海外上市；第三，汇丰控股将取代汇丰银行在香港及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并以香港为第一上市地；第四，汇丰银行成为汇丰控股的全资附属公司，仍维持在香港注册，负责香港地区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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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汇丰的声明，汇丰进行结构重组的原因，一是集团国际化的需要。对此，浦伟士接受记者采访时进一步解释说：“很多像汇丰这种规模的银行，都会成立控股公司，把附属公司纳于一统，由于现时汇丰向来仍未有成立控股公司，海外的银行监管机构和外国法律界人士都感到混乱。这个问题在与英国米特兰银行商谈合并以及在美国进行投资时均曾造成困难。目前汇丰的公司组织架构是国际化发展的一种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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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原因是香港面临九七转变。浦伟士的解释是：“我有信心一国两制可行，但这是建基于两个假如：一、假如双方能建立彼此谅解的关系；二、假如双方能理智地处事。愈接近九七，假如双方互不谅解，别人会开始怀疑汇丰的未来实力；当汇丰无法在国际金融界顺利运作，业务呈现衰弱，甚至资金外流，港元备受压力，若耽误至离九七前一两年才急急进行改组，我认为那便太迟了，因此我们有理由早作安排。”[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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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的结构重组实质上是变相迁册。将控股公司和注册地迁到伦敦，低调处理了迁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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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此之前，汇丰逐步淡出香港“准中央银行”的一些步骤，已经在为迁册伦敦而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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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7月15日，港英政府金融事务科宣布，已与汇丰银行达成“新会计安排”协议，汇丰迈出了淡出香港“准中央银行”的第一步。根据协议，汇丰银行须在港府的外汇基金内开设1港元户口，并在此户口保持一定余额，其数量不得少于银行体系所有其他银行结算户口总净额；户口内的贷方余额不计利息，若余额降至结算净额以下，汇丰须就此差额向外汇基金付息；外汇基金可酌情使用该户口，与汇丰及其他持牌银行结算基金的港元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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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会计安排”实际上将汇丰两方面的“准中央银行”职能，转移到了港府的外汇基金：一是由外汇基金取代了汇丰银行控制及支配银行体系的结算余额，从而强化了外汇基金控制银行同业市场的能力，令汇丰淡出了作为香港银行体系“最后贷款者”的角色；二是汇丰过去凭借管理结算而获取的垄断利润转移到外汇基金，汇丰失去免息使用其他银行贷方余额的特权。汇丰开始淡出“准中央银行”角色，可以说是发出了迁册的初始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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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8月22日，汇丰银行公布其中期业绩的同时，宣布两项重要改革措施：一是修订已实行120多年的汇丰银行条例，二是根据香港公司法重新注册。汇丰的解释是：汇丰银行的组织章程自1865年以来，大致没有改变，汇丰银行是香港上市公司中唯一依照其本身条例而非公司条例注册成立的，而公司条例的规定除极少数外，均不适用于汇丰银行。由于这种不同之处，汇丰银行往往被视为享有特权，而这种特殊性质使汇丰在海外地区发展业务时遇到不少麻烦。因此，汇丰决定对汇丰银行条例作出若干修订，使之更加现代化，令香港公司法适用于汇丰，从而进一步摆脱类似香港的准中央银行的形象，为汇丰的海外业务发展带来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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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的“修章行动”可谓淡出香港“准中央银行”角色的又一重要步骤。诚如当时的香港舆论所说，此举显示汇丰可能是为未来与港府商讨撤销汇丰银行条例铺路，甚至为日后的改组和迁册作准备。因为根据汇丰银行条例，汇丰的总部必须设在香港，若要进行任何重大改组，很多都需要得到立法局批准，这对汇丰甚为不便。汇丰可能为日后的改组打算，包括日后与英国米特兰银行换股，为保护公司海外资产而在海外成立控股公司等，所以才有按公司法注册这一着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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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准中央银行”——汇丰变相迁册伦敦时，正值中英双方就新机场问题、外汇基金等问题发生争执之时。汇丰的宣布立即得到港英政府的支持，政府财政司官员在一项声明中表示，香港政府“支持其重组建议”。有论者当时即指出，这种带有积极性鼓励意义的表态，对于香港的稳定及中国方面的反应实无帮助。英国外交部声称，香港不但经济要实现国际化，经济机构也需要国际化，原因是要避过风头及风险。对此，中国方面回应相对冷静与理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相信，像汇丰银行这样重要的香港金融和商业机构，每采取一项新的措施时，都会注意如何使其有利于、而不是不利于香港的繁荣与稳定。[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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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汇丰董事长细说：政治形势促成的商业决定，载香港《信报》，1990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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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汇丰修章获港府默许，具弹性应付香港转变，载香港《经济日报》，1989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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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92年6月，港府设立流动资金调节机制，汇丰的“最后贷款者”职能全部转交予外汇基金。1993年香港金融管理局成立，标志着汇丰基本淡出香港“准中央银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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