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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血液。可以说，如果金融供给侧改革不到位，血管不能疏通，那么整个供给侧改革就难以落到实处。在推进金融供给侧改革过程中，必须处理好以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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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结构与稳定增长的关系。不应该把扩大总需求与加快供给侧改革对立起来，二者本身是一个硬币的两面，都是经济结构调整的有机组成部分。如从支出法看的投资需求问题，就是从生产法看的资本形成问题。当前五大重点工作中，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会减少总需求，但降成本（如减税）、补短板却可能增加总需求。过去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和投资、外需拉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不可持续，必须下大力气调整经济结构。如果依赖货币刺激，有可能是饮鸩止渴，将影响供给侧结构调整的压力和动力。另外，强调供给侧改革，仍然需要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为结构性改革营造稳定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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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关系。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本身并无绝对的好坏之分，只是在中国直接融资的比重过低，导致了对间接融资的过度依赖，使金融风险过于集中，金融结构过于单一，还制约了货币政策效果。因为股票、债券市场较为成熟，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才可以通过低利率推动股市、债市上涨，形成财富效应，刺激投资和消费。而我国资本市场不成熟，流动性过于宽松，一方面造成股市、债市暴涨暴跌，甚至危及金融稳定；另一方面依靠银行信贷加杠杆，又导致非金融部门财务上的不可持续。为此，尽管经历了近年来的债市风暴、股市异动，但仍要保持发展资本市场的定力，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同时也要考虑路径依赖的现实，正视中国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结构特征，现阶段还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如探索完善投贷联动、债转股、资产证券化以及银行事业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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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稳定与支持发展的关系。在经济下行周期，由于经济效益下滑，银行资产质量有可能恶化，这时候银行减少信贷投放本在情理之中。然而，金融与实体经济特别是与工业是利益共同体，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实体经济是“皮”，金融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以，在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过程中，银行仍需要用好和创新金融工具，服务好实体经济和工业增效升级，这是壮大和发展金融业、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和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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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创新与适度监管的关系。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之类的创新型企业，市场在中国，上市却在海外，赚中国人的钱，中国人却难以分享公司成长带来的好处。未来应避免这样的缺憾，并降低金融交易的成本，提高金融服务的覆盖面、便捷性等，不能只依靠传统金融服务，还要依靠金融产品、技术和制度创新，疏通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这要求金融监管部门不断减少事前审批，消除影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金融体制机制障碍。另外，也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尤其是对于一些新兴的金融服务形式（如“互联网+金融”），监管者要透过表象看穿其金融本质，对其进行适时、适度的监管，而不能坐视金融脱媒，任其野蛮生长，以致尾大不掉，酿成新的金融风险、社会问题。e租宝、“泛亚”贵金属交易所等，就是前车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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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开放与防范风险的关系。加强金融供给侧改革要进一步扩大金融双向开放，更好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促进要素有序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另外，又要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监测，完善宏微观审慎措施，在扩大开放过程中有效防范金融风险，包括防范极端情况下的境外金融攻击与制裁。特别是要做好其他国家和地区金融危机、货币危机的案例分析，梳理出货币攻击的方式、渠道和演变路径，在情景分析、压力测试的基础上做好应对预案，防患于未然。当前应对资本集中流出压力，就是我国加快建立健全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一次练兵的好机会。正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借打击进口骗购外汇之机，在经常项目可兑换规则下，我国完善了进口购付汇真实性审核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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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验与中国国情的关系。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无论在市场建设、组织建设，还是在完善调控、加强监管等方面，都需要充分借鉴和汲取国际经验，遵循和遵守国际标准。然而，更为重要的是，要搞清楚为什么所谓的国际经验和惯例在当地能够成功，在引进到中国时，需要哪些宏观或者微观基础设施的培育和配套，以防止“食洋不化”、水土不服。特别是在对外金融开放问题上，我们要做好充分的理论和措施的准备，避免在这个问题上出现颠覆性的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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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引导与市场主导的关系。通常认为，财政政策是结构性政策，货币政策是总量性政策，因此，财政政策在结构调整中应该发挥更大作用。然而，从供给角度讲，如果将货币政策扩展为金融政策，生产或者服务部门区分公益性部门、政策性业务和营利性部门、商业性业务，则结论大相径庭。对于前者，应该发挥“有形之手”的作用，财政政策比金融政策更有效；对于后者，则更应该发挥“无形之手”的作用，金融政策比财政政策更有效。在市场情绪悲观的情况下，政府介入，发挥公共部门资金的杠杆和示范作用，有助于打破预期自我强化、自我实现的恶性循环。另外，要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因为所谓“新经济”是市场内生的，所以很难由政府做出顶层设计、预先安排。政府应该去除“父爱主义”，要尊重市场选择、市场规律，而不要替市场选择或者“拉郎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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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的本质 第二节 可兑换条件下的国际资本流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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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年底，中国政府明确提出要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2015年3~4月，人民银行在不同场合代表中国政府对外宣布，年内要按照“十二五”规划的部署争取实现有管理的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相信2015年国内股票市场震荡，应该令我们对实行“有管理的”可兑换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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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2015年国内股票市场震荡可以汲取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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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的夏季，让中国股民经历了一次从天堂到地狱的洗礼。在过去近一年的时间里，股市暴涨一倍半，然而从2015年6月15日~7月8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股指从最高点下跌30%以上。直至政府采取一系列强有力的救市措施，股市才初步企稳。认真汲取这次股市震荡的经验教训，对于推进中国金融改革开放事业的健康发展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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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牢固树立风险管控意识。中央一再强调守住不发生区域性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这次的股市震荡告诉我们，机会无处不在，风险也无处不在。而且，市场形势瞬息万变，越是形势好的时候越要居安思危，加强识别和防范风险。要做最坏的打算，争取最好的或者最理想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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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不断增强危机应对能力。这次股市动荡的诱因很多，但无疑前期上涨过快导致的估值泡沫，是致使后期股市剧烈调整的一个重要原因。监管部门必须认清市场规律，在加强监测分析的基础上，根据不同的情形拟定不同的应对预案，提高危机响应和处置能力。并且，这种预案不是闭门造车的想当然，而应该是可行的、有效的，之前应该在情景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模拟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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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大力提高金融监管水平。放松管制是大势所趋，但鉴于国内金融市场机制的不健全，市场参与者的不成熟，为减少市场失灵，监管仍不可或缺。然而，监管绝对不是穿新鞋走老路，而是要适应市场环境变化，转变监管理念和方式。另外，在支持鼓励金融创新的同时，也要确定一些哪怕最低限度的监管底线，减少监管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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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继续加强统计监测工作。及时、全面、准确地统计数据，是事后分析与监管的基础。越是放松管理，越要加强统计监测，不能既没有管理，又没有数据。与此同时，不确定性是市场最大的风险。为此，还应该不断提高统计数据的透明度，降低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市场过度波动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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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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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年底，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要“逐步使人民币成为可兑换货币”。1994年年初，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轨，取消外汇留成与上缴制度，对经常账户外汇收入实行强制结汇，我国实现了人民币经常账户有条件可兑换（即取消了贸易及与贸易有关的服务贸易从属费用，如运费、保费、佣金等对外支付和转移的限制）。1996年年底，正式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八条款义务，取消了剩余的经常账户对外支付和转移的限制，实现了人民币经常账户完全可兑换。迄今为止，虽然尚未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完全可兑换，但资本项目已部分可兑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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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律制度看，依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划分的七大类四十个子类的资本交易项目中，中国自己评估，有85%的项目已经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可兑换。完全不可兑换的交易主要是境外机构在境内发行股票、基金、货币市场工具、衍生品工具，以及境内机构在境外发行基金、境内居民个人对外借款六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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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际操作角度看，由于对外贸易投资交往规模较大、海内外企业联系广泛、跨境人员往来特别是海外华人华侨较多，加上毗邻香港特区自由金融市场的特殊因素，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实际可兑换程度又要比法定程度高出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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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际运行看，我国跨境资本的流动性（mobility）也在日益提高。一是，跨境资本流动对我国国际收支的影响越来越大。2010年、2011年和2013年，资本账户顺差对国际收支顺差、外汇储备增长贡献的增加已经超过了经常账户顺差的贡献，2014年第一季度其贡献率更是达到93%。这表明人民币汇率走势具有越来越强的资产价格属性，一些供求之外的非交易、非流量的因素有可能对汇率走势产生影响。二是，跨境资本流动的波动性明显加剧，2005年年初至2014年年底，有9个季度出现了资本账户逆差，其中5次是发生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而且，跨境资本流出入的方向转换也越来越频繁，顺周期特征越来越明显。三是，短期资本流动的影响逐渐加大。2005~2010年的24个季度中，只有3个季度短期资本流动差额（即国际收支口径的证券投资与其他投资差额之和）相当于同期基础国际收支差额（即国际收支口径的经常账户与直接投资差额之和）的一半以上；2011年年初到2014年年底的16个季度中，有9个季度占比超过一半。2014年，外汇储备资产较2013年增加3139亿美元，基本可以用短期资本流动由2013年净流入1251亿美元转为净流出1704亿美元的剧烈震荡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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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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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提法，较党的十八大的“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提法更为进取。2014年，我国金融对外开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如：改革跨境直接投资管理方式；启动“沪港通”证券交易试点；扩大境外机构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试点；简化对外债权债务和跨境担保管理；金融开放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全国推广跨国公司本外币资金集中运营；积极推进人民币跨境业务发展；进一步深化人民币汇率和利率形成机制改革；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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